顶流作家，又“塌房”了

余华的困惑和新时代一起到来。

近几年，余华常常被骂，理由各有不同——他出新书，人们批评他的写作渐失水准，江郎才尽；他参加商业活动，教高三生写作文，人们指责他，自己都没通过高考，还教别人考试；

他接受采访，谈及自己喜欢的足球明星C罗，他说：“梅西有那么多金球奖，应该分一两个给C罗”。

言论引发球迷不满，他们纷纷喊话余华：“你有那么多版税，能不能分我一点。”毕竟，单凭《活着》这本书，余华就获得了超过1550万的版税。

再比如，前不久，他的书在社交网络上被网友称为“踩雷文学作品”，原因是内容太过沉重，容易让人不适。

对此，余华偶尔困惑，但却并不痛苦：“我已经被骂了40年，也不差这一回。”

当然，“被骂作家”的人设也并不总伴余华左右，当换一个角度再看余华时，他又变成了“段子手与脱口秀达人”。

比如他将《活着》的成名归结于运气，将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总结为“不认识几个字”，对于喜欢自己的读者，他说：“他们哭得越伤心，我越高兴。”

作为从80年代文学界走来的重要参与者，莫言、史铁生与苏童都是他的好友，在他口中，这些作家都变得生动起来：

他说史铁生是最惨守门员，说苏童是“单纯老实人”，形容莫言为“你一看他，就会灵感尽失的糟老头子”。

从“先锋作家”到“段子手”再到“常年被骂”，余华的人设不断迭代，一变再变。但似乎，这种“不断变化”，或许才是余华身上“不变”的人设。

当然，也是他“活着”的证据。

几乎对每一个作家而言，“故乡”都是他们创作中，无法被割舍的母题。

纵使已经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但余华依旧觉得，北京只是别人的城市，就算在这里捕捉到了好故事，余华也总会在写入小说时，将故事背景换成故乡海盐。

他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童年生活的地方才是属于他的城市，童年就像复印机一样，把世界的最初图像复印在我的整个知觉中，成年以后只是在这复印图上增加一点或修改一点而已。”

余华旧照

虽然余华的家乡是浙江省海盐县，但他的出生地是在杭州。

余华的父母都是医生，在他三岁那年，父亲因为工作调动，先独自前往了海盐县，之后他写信给余华母亲，形容海盐为一片“绝美之地”。

但实际上，当母亲带着余华与哥哥到达这里时，才发现海盐极其落后，甚至连一台自行车都没有。

后来，年幼的余华偶尔在县城的公路上看到卡车经过，都会跟在车后面奔跑，大口吸着卡车的尾气，他说：“那时候我觉得尾气有一种令人向往的香味，工业之香。”

余华旧照

搬去海盐后，余华一家入住了父亲的员工宿舍，宿舍就在医院里，从余华家门口望出去，左边是一间太平间，中间是厕所，右边则是父母工作的外科手术室。

那时，厕所没有门，太平间也没有门，因为一旦装上门，没过两天这扇门就会被村民们偷走，扛回家中做家具。

所以每当炎热的夏天，余华便会偷偷跑到太平间的水泥床上睡午觉。

多年后，余华回忆起那些睡在太平间的午后，他说：“在我心目中，最干净的地方，不是现在我们的五星级宾馆大堂，而是我小时候睡过的太平间”。

因为隔壁就是手术室，余华半夜总会被人们失去亲人的哭声吵醒，那些哭声点缀了他人生意识渐渐成型的阶段。

从那时起，余华就总觉得死亡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日后在创作小说时，死亡也成为了他无法割舍的内容元素。

余华谈童年

余华贪玩。

读小学时，为了逃避上学，他常会在出门最后一刻装作肚子疼，时间久了，父亲总担心余华有阑尾炎。

于是，在余华又一次故技重施，装肚子疼满地打滚时，父亲立刻将他抓去手术室，果断对他进行了阑尾切除手术。

手术当天，为余华主刀的是他的父亲，替他打麻药的则是母亲，在昏迷前，余华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来自母亲的惋惜——“可惜了，孩子以后没有办法当飞行员了”。

1973年，海盐图书馆重新开放，为了消耗余华过剩的精力，父亲为他与哥哥办了一张借书证，这一年余华13岁，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书籍。

那时除了看外国名著，余华还喜欢看金庸小说，但每次总会跳过恋爱部分，他说：“我看金庸就是看打架的啊。”

升入高中后，同学们之间开始传阅一些小说，有些书因为被传阅太多次，常会失去前面几十页或是后面几十页。

余华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小说失去结尾，一旦读到了这样的小说，他会持续多日在每天睡觉前，闭着眼在脑海中编写结尾，一天构思一个结尾，持续到读下一本小说。

那些年在脑海中，余华给不同的小说写出了上百个故事结局，而那些缺失页数的小说，也成为了余华日后写作的基建。

青春时期的余华没有梦想，更别提职业规划，毕竟，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们，工作大多都是分配制。

在余华高三那年，中断10年的高考被恢复，之后他连续参加两年高考，都以失败告终。

没上成大学，余华被分配去往武原镇卫生院报道，成为一名牙医。在此之前，他没有上过一天医学院，报道之后，师父只让他看了一遍拔牙的过程，就让他开始拔牙。

余华工作过的武原镇卫生院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做牙医的经历，他说：“我非常不喜欢那份工作。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余华所在的牙科医院，位于小镇的最中心，从诊室的窗户向外看去，能看到一架桥，没有病人的时候，余华常会站在窗户边看着外面惆怅：

“我的人生难道就将要如此吗？”

也是在窗边陷入忧伤时，余华发现桥下总有一群人在上班时间走来走去，他很是羡慕，有一次亲自跑到楼下，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上班，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是县文化馆的，我们在大街上就是上班”。

听完这句话，余华眼里冒起光，从那之后，进入文化馆工作成为了他最大的梦想。

余华谈牙医工作

后来有个美国记者问余华，为何要放弃富裕的牙医生活，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但实际上，那时候的牙医工作和在文化馆的工资差不多——都很少。

余华说：“都是穷人，我干嘛不去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穷人”。

为了实现进入文化馆的梦想，余华开始尝试写小说。

他找来几本《人民文学》，对着里面的小说学习了一下如何使用标点符号以及段落分行，便开始照着葫芦画瓢，创作起自己人生中第一部小说。

后来余华说：“评论家都赞扬我的语言简洁，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开始写作那年是1982年，余华22岁，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医院里拔牙，晚上便坐在桌子前写小说，有时一写就是一夜，常常第二天上班时哈欠连天。

夏天蚊子多，余华的屋里没有纱窗，他只好穿着厚牛仔裤，再将裤脚塞入高帮雨鞋中，以躲避蚊虫。同时，他的左手腕还会绑着一条毛巾，以防汗液沾湿稿纸。

虽然努力，但那时余华被退稿却是常态。

每当有退稿时，邮递员总会将信封从围墙扔进余华家的院子，只要听到“吧嗒”一声，父亲便会对余华说：

“退稿又来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五年，直到1986年的秋天，余华接到一通电话，对方称自己是《北京文学》的主编，邀请余华去北京参加改稿，并承诺不仅会报销他的路费与住宿费，每天还有额外补贴。

余华立刻买了一张火车票，站了几十个小时来到北京。到达编辑部后，编辑对余华说：“你的稿子写得很好，就是结尾太阴暗，你得改的光明点。”

余华立刻回答：“你只要能够给我发表，我从头到尾都给你改光明！”

余华谈改稿

之后，他只花费一天的时间，就改好了稿子，并给其取名为《十八岁出门远行》。副主编李陀对于这篇稿子十分喜欢，并决定将其发表在《北京文学》第一期的头条位置，他对余华说：

“你已经走在中国文学的最前列了。”

改稿结束后，编辑部开始给余华计算差旅费，那是1986年底，回家的时候，余华兜里揣了近90块钱。

余华觉得自己富有极了，在归家途中，他还在火车停靠山东时，从站台的小摊给父亲买了四只烧鸡。

凭借着去北京改稿的经历，回到县城的余华如愿被调入县文化馆，这一年是他成为牙医的第5年，他已经拔掉了一万多颗牙齿。

进入县文化馆的第二年年初，在一周时间内，余华连续收到三封约稿信，他将信一字排开，放到了父亲面前，自信地对父亲说：

“你儿子，出名了。”

余华说：“我只在那个时候有过出名的感觉，后面再也没有过。”

好友莫言曾如此形容余华：

“他说话期期艾艾，双目长放精光，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尤其不会崇拜‘名流’。据说他曾当过五年牙医，我不敢想象病人在这个狂生的铁钳下将遭受什么样的酷刑。”

余华旧照

余华与莫言的相识，要追溯回80年代末。

彼时余华已凭借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崭露头角，之后他又连续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逐渐在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余华（右二）与朋友们

1987年2月，余华被邀请前往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讲习班，次年，他进入了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和他同班且同宿舍的，便是莫言。

没有课的时候，余华与莫言常常会窝在宿舍里写小说，两人从走廊里捡来一个柜子，与屋里的柜子合在一起，将只有十几平米的宿舍分隔成两个区域。

但纵使如此，偶尔两个人在写作时，依旧能透过柜子缝看到彼此，余华说：“我们都感觉很别扭。”

直到莫言又找来了几张画报，将柜门的缝隙贴上，两人才算拥有了各自的“舒适区”，在那里，余华写出了《在细雨中呼喊》，而莫言则完成了《酒国》。

余华与莫言

虽然在写作时，余华与莫言不愿被打扰，但这种创作的革命情谊却在他们之间形成。

从研究生班毕业后，1994年，余华在家里写《许三观卖血记》，莫言正在高密写《丰乳肥臀》，彼时余华家里刚安装了第一台电话，几乎每两个周，他便会与余华通一次电话，交流写书进度。

回头看，在鲁迅文学院的岁月，成为了余华人生中最自由且肆意生活的阶段。

遇到秋收的时候，莫言常会请几个月的假，回家去帮着收小麦，每当这时，余华就会邀请文学院的其他同学来宿舍做客。

那时余华和史铁生关系很好，偶尔从学校去市中心逛街，总会顺路去史铁生家看望他，与他聊聊生活，谈谈创作。

后排左至右：刘震云、莫言、余华、王宁、万琦

前排：史铁生

有一年，辽宁文学院举办了一次活动，邀请余华、莫言、史铁生以及刘震云出席。

那是余华认识史铁生后，他第一次出远门，一路上，刘震云负责背史铁生上下火车，轮椅及四人的行李，则交给了余华与莫言。

出席完活动后，他们还与文学院的学生们踢了一场足球赛，余华将史铁生推到球门前，让他担任守门员，并对学生们说：“你们要是一脚把球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

意料之中，余华的“战术”十分奏效，在球场上，没有人敢向史铁生守住的球门进攻，那场比赛自然也大获全胜。

多年后，余华回忆起来，他说：“那时候确实很好玩”。而如今，史铁生已离去十三年，余华距离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早已相隔数十年。

1992年，刚拍完《秋菊打官司》的张艺谋，看中了余华的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计划将其翻拍成一部惊悚片。

在讨论过程中，余华突然对张艺谋说：“我写了一部小说，叫《活着》，你要不要看看。”

为了更了解余华的风格，张艺谋用一晚上的时间看完了尚未出版的《活着》。

第二天再见面，他激动地对余华说：“这部小说太好了， 看完之后我一整夜没有睡着”，之后张艺谋当即改了主意，决定导演《活着》。

余华说：“我那时不了解，还以为张艺谋真的失眠，后来才知道他本来就是一个一天只睡两小时的人”。

余华谈张艺谋

1994年，《活着》上映并大获成功，葛优更是凭借这部电影，摘下了戛纳电影节影帝，而与此同时，电影的成功也带动了余华小说的热度——小说先后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且拿下了多项文学大奖。

电影《活着》中的巩俐

回溯《活着》的成功，余华的妻子陈虹，是其中的制胜关键。

陈虹是余华的第二任妻子。

在此之前，余华还拥有一段婚姻，1985年，在县文化馆里，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潘银春。

刚结婚的日子，两人也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但没过多久，随着余华去往北京读书，两人之间的感情渐渐有了隔阂，而余华留在北京工作的决定，更是成为这段婚姻结束的导火索。

最终两人和平分手，余华去往北京，潘银春则继续留在海盐生活。

在北京鲁迅文学院里，余华认识了同为作家的陈虹，后来他形容两人的相识为：“初见就被秒杀”。

陈虹（左）余华（右）与朋友

而陈虹也被余华的才华所吸引，两人很快谈起恋爱，那时他们都住在集体宿舍，有时晚上吃完饭，余华会和陈虹拉着手在街上遛弯，那时他十分羡慕那些拥有自己房子的人。

每次路过开着灯的住宅，看着窗帘隐隐约约透出的人影，他总会酸溜溜地说一句：“我们没有房子，但我们有青春。”

余华旧照

1991年，余华与陈虹结婚，婚后，两人租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一天，余华从一场午觉中睡醒，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活着”两字，他说：“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部我一直想写的小说的题目。”

之后他以美国民歌《老黑奴》为灵感出发，开始创作小说《活着》。

在最初写作时，余华常被卡住，他将手稿拿给妻子陈虹，向她讲述了自己的困惑，看完之后，陈虹建议他将过去常使用的第三人称描写，换为第一人称。

余华采取了这一建议，转换叙述角度，以《活着》主人公福贵的口吻推进，并顺利完成了这本小说。

后来，余华再聊起《活着》的成功，他说：“没有陈虹，就没有《活着》。”

33岁这年，余华成为了父亲。

1992年底，余华回浙江探亲，回北京后的一个月，陈虹总觉得身体疲劳，去医院检查过后才得知，自己已有一个月身孕。

陈虹拿着检查报告回到家中，问余华这个孩子要不要留下，余华搓了搓脸对她说：“留！”

因为儿子的来到不在两人的计划之内，所以余华给他小名起为“漏漏”，意为“漏网之鱼”，大名则是余海果。

陈虹与儿子余海果

回头看，那几年的余华正处于自己的创作顶峰——1991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部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又连续创作了小说《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

但在1995年完成《许三观卖血记》后，余华却放慢了创作节奏，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写过小说，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以随笔为主。

一方面，他开始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陪伴孩子——在儿子余海果十岁那年，余华就给他制定了读书计划，而余海果阅读的前两部长篇小说，就是父亲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

后来成年后的余海果，还曾将父亲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拍成了电影。

余华一家三口

另一方面，他将创作速度的放缓归结于时代变化，以及诱惑太多——

进入中年后，余华的生活开始充斥着太多杂事，写作只得断断续续，常常一篇小说没写多少，他就失去了兴趣，开始寻找新的内容。

余华说：“这是我人生里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在我年轻时就找上门来了，现在还和我在一起。”

余华

直到2005年，他才时隔10年推出自己第四部小说《兄弟》，之后，他又分别在2013年推出了小说《第七天》，2021年推出了小说《文城》。

但花费如此多时间写出的小说，却常常毁誉参半。

几乎每次发表新书，余华都会招致许多批评之声，有人说他的作品不再深刻，江郎才尽，有人则说他的作品过于商业。

比如好友王朔曾在受访中评价余华为：“余华，他沉不下来，就没戏。躺在屋子里打不开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跪得最狠。”

对于批评，余华早已坦然接受，他并没铆着劲儿一定要写出一本书来超越《活着》，反而接受了那就是自己的顶点——

“我这辈子再怎么写，把自己往死里写，也写不出像《活着》这么受读者欢迎的书了，老实坦白讲，我已经没有信心了。”

今年，余华63岁了。

他开始发觉写作是一个体力活——过去他能在书桌前连续创作2个小时，而如今，只坐半个小时，身体便开始吃不消，熬夜写稿更成为天方夜谭。

渐渐步入老年，他偶尔会想起来，小时候短暂住过的杨家弄，那时巷子头走到巷子尾只有200多米，但对于年幼的余华而言，200米总让他觉得漫长且没有尽头。

他说：“小时候的每一条路都是那么漫长，长大以后的每一条路都是那么的短暂。”

2020年初，巩俐给余华发来一段视频，内容是1993年张艺谋在山东周庄拍摄《活着》时的花絮。

那一年余华33岁，因为孩子刚刚出生，他无法前往现场，时隔18年，再看这段视频，画面里，周庄的芦苇被风吹得来回荡漾，年轻的巩俐坐在张艺谋身旁，被他的话逗得不断大笑。

余华不禁感叹：“那时候的张艺谋真是生机勃勃啊，现在张艺谋也老了。”

拍摄《活着》时的巩俐与张艺谋

《活着》拍摄完后，余华只见过张艺谋一次，那是1997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有话好好说》上映，在试映现场，两人匆匆见过一次，此后十几年再没见过面。

余华感叹时间无情，青春不再。

看完巩俐发来的视频，他打下四个字回复：“年轻时光”。

余华明白，自己的黄金时代，也随着那些时光，渐渐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