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女厕所门上的字

1995年，30岁的张越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半边天》的节目主持人。

那时候的她留着短发，身型圆润，总是喜欢穿着宽松随意的衣服。

她很特别。端庄、温柔、知性，台里的女主播换了一批又一批，而她的形象一直是犀利、直接，甚至还有些尖锐的。

张越的主持生涯里有许多高光时刻。

一个反复被提起的例子是，在韩红因外形遭受诸多非议和恶评时，是她主动邀请韩红到央视做客，给予了韩红走入主流媒体的机会。

可张越本人对这些所谓的“名人效应”并不在意，相反的，她更想诉说的，其实是平凡日子里的平凡人生。

张越的主持生涯也有很多灰暗故事。

比如在她刚刚主持《半边天》时，就曾因外貌与身材遭到攻击，有观众写信给央视质问台长：“张越是不是你家亲戚？为什么找她当主持人？其他人都死光了吗？”

多年来，张越探讨着偏见与女性的关系，也一度活在“偏见”里。

她从不为此担忧，她足够个性和强大，这是她与《半边天》与生俱来的缘分。

将时间拨回到张越入职央视的前一年，1994年，联合国决定于次年在北京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即将退休的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寿沅君，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决定背后的东西，一个“史无前例”的想法开始在其脑海中构思。

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央视为许多人群创办过专门节目，唯独忽视了女性群体，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寿沅君联合其他两位编导一同起草了一份女性节目策划书，并将其递交到台里，审核很快通过了，《半边天》诞生了。

央视《半边天》节目片头

《半边天》初现雏形的这一年，张越29岁。

198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她一直在某中专院校当语文老师。学校主攻金融类学科，语文成了课表里最不重要的存在，生活很清闲，课余时间也可以发展一些副业。

大学毕业后，张越的许多同学都进了电视台，某天一位在央视实习的同学找到她，说台里现在急需两个小品剧本，想请她帮忙写一下，闲着也是闲着，她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编剧生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英达留学归来，正式将“情景喜剧”的理念引入国内电视行业。

1993年前后，英达执导的《我爱我家》开播，广受好评。观众的呼声不断，制作方也欣喜万分，于是马上通知剧组，要在原有的剧本基础上再加80集的篇幅。

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海报

当时《我爱我家》的总编剧是梁左，得知这一消息后哭笑不得。情景喜剧边写边拍的高压模式本来就让他崩溃，如今要再加80集，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帮梁左分担压力，英达找到了张越，彼时他听说，这位女编剧写剧本的速度奇快，而且笔下的段子和包袱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在认识英达之前，张越根本不懂什么是情景喜剧，这个东西她没写过，也不会写。英达倒不在乎，哈哈一笑，告诉她：“反正谁都不会写，全中国也没编剧写过，试试呗。”

英达说得坦诚，张越也不好拒绝。她问导演要了几期已完稿的剧本，回家看了看，乐得“笑出了猪声”。

兴致来了，她当晚就写出了2集，其中有一集便叫《真真假假》，讲的是傅明老爷子（文兴宇饰）假装生病为引起全家注意，结果反被误诊为癌症的故事。

《我爱我家》片头截图

编剧：张越、梁左

在《我爱我家》的后80集中，张越参与编写了近20集内容，王志文和江珊也曾客串演出过她编剧的章节。

江珊客串演出《我爱我家》（1993）

王志文客串演出《我爱我家》（1993）

《半边天》正式播出后，央视推出了一系列以女性群体为主视角的栏目，这当中有一档节目名为《好梦成真》，节目内容就是用24小时的时间，帮一位女性完成心中的梦想。

那个时候张越是这档节目的策划之一，过程中她发现，节目组拍过的女孩梦想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种：歌星、模特和空姐。

闲聊时她跟编导说：“这有什么意思？如果是我，我就梦想当个厨子。”

一句无心之言，又把张越从幕后送到了台前，她没想到，过了几天节目组竟真的把她送到了苏州松鹤楼，体验了一把当厨子的感觉。

在苏州体验厨师生活的张越和大厨师父

这期节目播出后，意外收获了不错的收视率，而张越面对镜头丝毫不胆怯、能说会道的表现也引起了《半边天》制片人的注意。

此后，《半边天》接连三次邀请张越做对谈嘉宾，直到第四次见面，制片人才告诉她，其实节目组一直想找一位可以主持脱口秀栏目的人，但台里的女主播更习惯传统主持模式。节目组想让张越试试，又担心观众无法适应，毕竟在此之前，央视舞台上的女主持大多为倪萍、杨澜这样的知性形象。

所幸，观众的反响还不错，张越入职央视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是1995年，30岁的张越坐进了《半边天》的演播厅，彼时的她只觉得“这事挺好玩”，全然不知道命运的转折也就此开始了。

张越早期入职央视的样子

作为亲身参与者，张越是最早发现《半边天》与其他节目有本质不同的人。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它是当时央视唯一一个以性别定位的节目，还展现在许多细节上。

在《半边天》工作的每一位成员，在正式上岗前都要进行性别培训课，许多编导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才了解到，原来性别也分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

简单讲来，生理性别是二元的，只有男、女之分；可社会性别是多元的，指作为一个男性或女性的社会含义，泛指社会对男女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

在《半边天》刚刚开播的那几年，许多话题都是围绕“社会性别”展开的，例如“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构成是否合理？如何消除“男强女弱”的刻板印象？“养儿防老”背后的性别歧视……

这些话题时至今日仍在被讨论着，而这也是张越心中《半边天》的成功之处：

节目探讨的不仅仅是时下热点的话题，更是一代人的思考与困顿。

《半边天》节目截图

对于女性相关的话题，张越和《半边天》都是敏锐的。那时候有一则女士内衣的广告上写着“挺起胸才能抬起头”，言外之意，大胸值得骄傲，胸小很不体面。

张越和编导看到后火冒三丈，立刻就制作了一期节目，主题便是探讨社会对于女性的某些期待是非常冒犯且带有歧视的。

最初进入《半边天》的日子，张越对这份工作带有无限的热情。

节目在深夜播出，而她的工作内容，便是坐在演播厅里与多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探讨一些时下敏感的话题。

上到女性在历史中的角色扮演，下到女性在日常生活里的衣食住行，张越每一次都奔着“干倒男嘉宾”的目标使劲儿，一度以为在辩论中取得胜利，便是女性的胜利。

可渐渐地，张越感到了疲惫与无奈。

每天坐在演播室里高谈阔论有用吗？在节目中，她可以以一个女主持人的身份用嘴“打败”在场的男嘉宾，可节目结束后呢？那些实实在在生活在普通日子里的女性，是否会因为自己的一次谈话，而获得尊重和理解呢？

内心的疑问和纠结越多，张越对于《半边天》的归属感就越来越少。节目的宗旨是“倾听女性表达”，可坐在密不透风的演播室里，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了。

1997年，张越决定从央视辞职。她找到了领导，说出了内心的顾虑。领导反问：你觉得的“女性声音”应该如何表现？

张越默不作声，因为她也不知道答案。僵持中，领导拒绝了她的辞职申请，让她回去再想想，而张越这一想，就是整整两年。

不需要主持的日子，张越再次回到幕后做起了策划，时常会跟着节目组出差采风。

一次，她与同事一同到深圳罗湖火车站录节目。在火车站的女厕所里，她发现蹲坑的木门上写着许多字。她本以为会是一些有关住宿、租房，或者色情服务的信息，但走近一看，大吃一惊。

“深圳我爱你，你给了我梦想；深圳我恨你，你夺去了我的灵魂。”

在那些肮脏破旧的木门上，张越看到了无数“深漂”女性内心的挣扎和无奈，那些都是她们平常无法诉说，却又渴望被听见的心情。

“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张越斩钉截铁。

从深圳回到北京后，张越再次回到了《半边天》，并提出了走出演播厅，与女性面对面交流的节目改版要求。对此，领导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在深圳火车站女厕里写字的可以是任何一位女性，那后续节目的具体选题该如何确定？

张越回答：有故事、有经历，通过她能够清晰看见时代和群体的人。

带着一个并不具体的形象，张越和节目组开始了“寻人”之旅。

她曾采访过一位姓杨的女性。结婚前，小杨是一位叛逆少女。初中毕业后，她自愿放弃了重点高中的录取名额，跑到社会上打零工，几年后，通过自学她又考上了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

24岁那年，在父母的催促下，她与一个男孩闪婚，不久之后，二人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此后，她听从婆婆的意见，辞去了原本高薪的设计师工作，在家做起了全职妈妈。

女儿上小学后，她有了回归职场的想法，可在婆婆眼里，这是小杨有“外心”的表现，说什么也不同意儿媳外出工作。几番争执无果，小杨选择了离婚，除了女儿的抚养权，她什么都没要：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我不需要。我可以再挣，我不在乎。”

《半边天》节目截图

与小杨形成对比的，是一位来自贵阳的大姐，名叫丽丽。在40岁之前，她近乎完全丧失了人生的掌控权。

出生于60年代的偏僻农村，丽丽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最多的事，就是忍受饥饿和贫穷。小的时候，一家五口挤在月租5元的草房里，16岁之前丽丽甚至不知道睡在床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成年后，丽丽到贵阳打工，因为没有钱租房，她在老乡家里的猪圈中睡了一年。经工友介绍，她认识了后来的老公，对方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曾因诈骗被劳教处罚。男人告诉丽丽，结婚之后便可以让她吃饱饭、穿好衣、住楼房，于是为了生存，她结婚了。

婚后，男人嗜赌成性，每次输钱都会对丽丽拳打脚踢。恐惧和伤痛成了婚姻里的噩梦，将近10年，丽丽只能依靠安眠药入睡。

改革开放之后，丽丽经营起一间饭馆，生意越来越好，小饭店变成大酒楼，丽丽逃离了贫穷，却没能离开暴力的丈夫。

根据丽丽回忆，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曾向自己提出过上百次离婚，每一次都是要一笔“赔偿金”，拿到钱就反悔。终于有一天，男人又一次开出条件：一次性拿出35万，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丽丽有些意外，问这次是真的吗？对方给出了无比肯定的回答，理由是：一位算命的说丽丽“八字太硬”，二人如果继续在一起，男人一辈子都别想发财。

这样的理由让张越哭笑不得，她问丽丽，为什么明明那么痛苦，却还只是被动地等待丈夫离婚，而不是主动主张权利？

丽丽回答：“我怕他会杀了我。”想了想，她又说：“所以说女人可怜啊。”

《半边天》节目截图

一个人出生、成长的环境决定了其眼界与三观，于是圈子形成了，差异也随之产生。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张越采访的女性中，提到“爱情”，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女人会聊到琼瑶电视剧、亦舒小说对自己的影响；可农村女性更多看重的是“找个人过日子”。

在都市女性的眼中，新时代的两性关系更注重自由与个性的表达；可对远在农村的妇女来讲，“爱情”也许只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生存远比浪漫重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不同条件下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产生后又如何解决？

张越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要做《半边天》，这些故事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到，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

张越主持《半边天》节目截图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波澜壮阔。

张越说，主持《半边天》以来，这是她最真实的感受。

早些年想要找到一些愿意表达自己的女性，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为了倾听她们，张越和节目组时常需要扛着摄像机全国各地跑。

见到的人越多，张越便更能清楚地感觉到，外界给予一个人的所谓期待与标准，往往与其内心真实的想法和现实人生大相径庭。

张越采访现场

张越曾采访过一位姓胡的女士，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近乎“无可挑剔”。胡女士在供电局工作，丈夫是她的同事，二人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收入可观。结婚后不久，他们成功分到了房子，不久之后又生下了儿子。

在外人看来，胡女士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可见面后张越才知道，原来胡女士的丈夫沉迷炒股许久，近乎赔掉了家中所有积蓄，日常工作或者股市不顺，他便会对胡女士拳脚相加。

过去几年，胡女士几次想过离开，但每次见到丈夫诚恳地道歉，她都会心软、选择忍耐。直到有一次，她亲眼目睹了丈夫将年幼的儿子打得浑身是伤，而理由仅仅是写错了两个英语单词，她终于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

“过去以为每个家庭都一样，有了问题就想着‘生个孩子就好了’，可现实并不是这样的。”胡女士告诉张越。

《半边天》节目截图

“婚姻就是‘真心话’与‘大冒险’的结合体。”张越说，过去讲起女性与婚姻的关系，大家都习惯用“幸福”和“不幸福”去衡量和定义，但走近了才发现，一切远比想象的复杂。

《半边天》还有一期节目叫“花甲新娘”，讲的是一对“老少恋”，女方比男方大32岁。

节目组扛着设备找到二人居住的村子里，问当地村民如何看待这对夫妻，不出意外的，大多数人的评价都绕不开“不正经”。

在后续的采访中，节目组得知，因为这段“忘年恋”，夫妻二人已与全家人断绝关系，为了能够和26岁丈夫“在外貌上匹配”，已经58岁的妻子还去整形医院做了全脸除皱手术。

《半边天：花甲新娘》主人公（2009）

由于一直遭受排挤和非议，他们搬到了远离村庄的地方，常年住在自建的窝棚里。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他们的爱情“不会有好结果”，唯独他们坚信“只要俩人在一起，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生活就能幸福。”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这对相差32岁的爱人仍然相守。短视频时代来临后，二人开始尝试在网上发布一些日常视频，凭此还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查看评论，议论仍在继续。

十几年过去了，人们还在为此争论，他们真的幸福吗？答案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半边天：花甲新娘》主人公（2022）

刚开始做节目时，张越很喜欢争论，对与错，是与非，大家摆在明面上说得清清楚楚。

可当她真的走进故事，走近那些主人公，她渐渐发现，相比“说”更重要的是“听”。

《半边天》中出现的每一位女性，都不应该被看做是节目输出观点的工具，而应该是被看见和了解的，有血有肉的美丽个体。

而再看看如今一些综艺、选秀节目的营养价值……一声长叹。

《半边天》节目截图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各行各业都迎来了巨大的转折，同时迈上新台阶的还有《半边天》。互联网飞速发展，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快速增多，表达欲也愈发旺盛。

在那几年间，张越的电子邮箱每天都会塞满全国各地观众的来信：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工厂的女工、在婚礼上突然逃跑的新娘、将“拥有500万资产，性能力正常”作为条件在网上征婚的中年女人、东北偏远山村里唯一的女教师、沉迷“哈韩”追星的女大学生、将高薪工作辞掉跑去国外学习西点的公司高管、中国首批开始学习测谎仪知识的女警官……

通过那些来信，张越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平凡人的故事。透过她们，又感知了历史的进程、岁月的变迁，以及隐匿在时代车辙中的矛盾与纠结。

张越曾参访过一个在县城粮食局上班的女孩，二十几岁，每天唯一的工作内容，就是独自守着一间昏暗的仓库。

在WiFi和智能手机还未出现的日子里，女孩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打发时间的东西，她很压抑，很想逃，但看仓库在当地是一份“铁饭碗”，她也担心外面的世界会让人伤心。

“她每天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张越清楚记得，那间仓库没有窗户，非常安静，只有钟表秒针滴答滴答走动的声音，一股担心忽然涌上心头：“这姑娘的一辈子会不会就这么过去了？”

还有一个在报亭工作的女孩，她告诉张越，自己每天守在不足5平米的报摊上，如果没有人帮忙看店，她连厕所都不敢上。报纸和杂志本是帮助人们开阔眼界的东西，可为什么偏偏束缚了她？

张越到外地采访（图中黄色衣服）

在老一辈人眼中，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都赶上了“好时候”。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物质的不断丰盈会让人满足，同时也容易迷失。

一个女人拥有一份稳定到有些无聊，而且收入并不算高的工作，这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及格的人生”，可她们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真心话总是很难被耐心倾听。

《半边天》节目截图

有一次，张越到山东采访一位爱好打扮，穿着时髦的农村妇女。

白天在地里干完农活，她习惯回家换上旗袍“美一下”，到了晚上再换一身宽松的衣服洗衣、做饭，为此她被村里人唤为“杨三换”。

农妇只有初中文凭，却酷爱写诗，村里人笑话她，家里人也埋怨她瞎折腾。渐渐地，她便不再写了。采访时张越问她，上一次写诗是什么时候？

农妇回答：“在梦里，但是没有爬起来记下，诗就被压死在梦里了。”

《半边天》节目截图

在主持《半边天》的十几年中，许多人给张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便有刘小样。

2001年，张越第一次在观众来信中见到“刘小样”。在那封信中，刘小样写，自己现在正住在一个距离北京1100的北方平原深处，这里的一切都是平的，就连生活也是“平”的。

她说自己很喜欢读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她总是读不到书，所以内心非常苦闷。

最初张越并不觉得刘小样特别，毕竟农村妇女想要学习文化知识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可《半边天》的节目策划察觉到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深挖的选题。

刘小样

这一年冬天，张越与节目组来到了陕西关中平原，见到了“八百里秦川”，也见到了刘小样。

第一次录制并不顺利，面对镜头刘小样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越知道这是对方紧张的表现，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天，她暂停了录制，与刘小样一家人同吃同住，大家的关系变得异常亲密，录制便又一次开始了。

摄像机摆好，张越就位，一切准备就绪，开机，不想刘小样却再次失语了。

在那个下着小雪的下午，张越和刘小样在田边坐了几个小时，可无论她如何引导，对方始终说不出一个完整的长句。

张越采访刘小样

眼见着聊不出什么了，张越想放弃了。她对摄像老师说，去周围拍些空镜备用吧，“太绝望了，觉得这期节目只能这么将就了”。

摄像师离开后，只剩张越与刘小样面面相觑，为了缓解尴尬，张越问：“你总说自己不开心，那怎么才能让你开心呢？打个比方吧，此时此刻你最想变成谁？你就能满足了。”

谁知刘小样想都没想，脱口而出一个字：“你。”

张越很惊讶，问她为什么？刘小样回答：“因为你上过学，你有工作，你有同事，你有朋友，你出过门，你哪儿都去过，外面的事情你都知道。”

可是刘小样哪里都没去过。

在已经过去的三十年人生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田地与灶台，在年幼的女儿眼里，母亲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

刘小样的家距离西安城区不过几十分钟车程，往返车票只需要9元，可在结婚前她竟一次也没有到过西安。

在农村，有钱可以置地盖房，但是不能买书；可以买衣吃饭，但是不能外出旅游。因为只要一个农村女孩流露出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想法，就会被扣上“不安分”的帽子——非议是可以“杀死”一个人的。

刘小样告诉张越，结婚之后，丈夫也带她去过一次西安城里，站在繁华的街道上，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城里的女孩敢穿黑衣服，而且穿得那么好看，那么自信”。

“那你为什么喜欢穿红衣服呢？”张越问。

“可能是想在衣服上寄托些什么吧。”刘小样答：“这里的一切都是土的，如果再穿的和土一样，那就更土了。”

沟通从此顺畅起来，张越明显感觉到，刘小样内心里的一块地方被打开了。在后续的对话中，她感受到了刘小样心中对于大山大海的渴望，也知晓了她不甘只是做一个好媳妇的无奈，她只是不想被溶解在平静且一成不变的岁月里。

“时代都走到哪里了？还要女人总是这样。”这像是在反问张越，又像是一种极为笃定的告诫，人总要向往点什么，刘小样说：

“我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

与刘小样的对话结束了，张越急得浑身是汗。摄像不在，机器没开，如此完美的采访，全都错过了。可就是在此时，她忽然发现摄像师竟躲在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地方，悄悄拍完了全程，“这期节目其实摄像救下来的”。

采访结束后，张越回到了县城宾馆，准备第二天启程回北京。当天夜里，刘小样再次找到了她，哽咽地说：“你忽然地来了，又忽然地走了，就像一场梦，你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

2001年的冬天，张越与刘小样完成了一场极为震撼的对谈，同时也帮助张越捧回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

然而奖杯和荣誉之外，张越更看重的其实是这场对话本身的价值。

《我叫刘小样》播出后，很多观众表示，在刘小样的身上看见了自己、妈妈、姥姥、奶奶的影子。她们出生的年代各不相同，可面对感情、生活的困惑却总有相似。

现实不停赋予个体标签和价值，职场女性、全职妈妈、成功女人、农村媳妇……她们不停地被定义、被解构、被描述，可拿掉这些标签之后呢，她们是谁？

“所以把《半边天》定义为女权节目是错误的。”张越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平权节目。”

它的出现不是为了伸张“你要给我这个权利”，而是要宣扬“我本该拥有这项权利”。

这是一种反省，也是一次自省。

自1994年开播以来，《半边天》的播出时间大多在凌晨或者早间时分，口碑虽好，收视平平。

2010年7月，《半边天》几经改版后，正式宣布停播，这一年，张越45岁。

根据台里的安排，她开始了新的工作，一直到2022年春天，57岁的张越正式从央视退休。

离开电视台之后，她受邀参与了一部舞台剧的演出，和多年前进入《半边天》节目组一样，这次她选择加入的理由仍是觉得“挺好玩的”。

期间，她也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讲起离开《半边天》的日子，偶尔也会觉得遗憾。

第一次读到余秀华的诗时，她的内心就有一股冲动，“如果这是在《半边天》，我一定现在就冲过去找她”；后来她又知道了宋小女，表示“这样的故事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事儿”。

前段时间，张越读完了杨本芬老人的书籍——这位年逾80岁的老人用极为质朴语言，描写了中国农村100年间家族中四代女人的命运沉浮，她倍感震撼。

她想，自己应该去找她聊聊，但转念一想，算了吧，有缘总会再见的。

张越近照

几年前，张越去国外出差时，一位中国留学生忽然扑到她的怀里，激动地告诉她：

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家中重男轻女，所以她一直不受重视。看过《我叫刘小样》之后，女孩便决心要好好读书，就像刘小样说的那样，以后出去看看大山大海，如今她终于做到了。

女学生的出现让张越想起了一个久违的人，那个爱穿红衣，倔强重复“我不接受这个”的刘小样。

那次采访结束后，张越和刘小样始终保持着联系，期间她也曾邀请刘小样到北京参加节目，但大家也只是短暂重逢，而后又归回各自的生活。

《半边天》停播后，张越弄丢了手机，刘小样也再没有主动找过她，二人从此断了联系。

张越、刘小样、白岩松参加活动旧照

2020年，一位记者再次来到陕西，找到了已经“消失”10年的刘小样，并看到了《我叫刘小样》之后的故事：

她的面容没有太大的变化，她的头发仍然黑亮，她的笑依旧灿烂，她的向往仍在外面——

她还是没能走出平原。

好像有点遗憾。

但张越可能不这么想。

因为有些声音能被听见，就很难得。

而有些人，已相忘于滚滚红尘；有些事，已消失于茫茫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