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码农，35岁后出口海外

是避世还是全球竞争？

文｜陈嘉伦

编｜龚 正

文章来源｜真故研究室（ID：zhengulab）

据免费代码托管平台GitHub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有755万程序员，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约占全球7300万程序员的十分之一。他们菁英、多金、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象征。然而在荣耀的另一面，他们也在遭受职场中的年龄偏见、职场压力与生活平衡、职业未来晋升空间等方面的诸多困扰。

将自己出口海外，成为一些码农寻求解答自身困惑的一种方式。在异国他乡，他们看到了互联网文化的多元属性。然而，出海实际上也是将自己置于更高维度的全球竞争格局之中，这并非人生胜利的终点，而只是新一轮战斗的开始。

“面试时没人问我年龄”

在电视剧《都挺好》中，有这样一幕令人印象深刻：“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也曾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留过学的大哥苏明哲在其35岁之际遭遇了公司裁员。”

这一情节引发不少人共鸣。35岁这一有形或无形的年龄门槛，至今仍横亘在现实的互联网职场之中。尤其在目前的职场氛围中，对于那些在35岁仍未坐上领导者位置的码农来说，这一年龄不意味着“精华”，反而成了一种尴尬。

BOSS直聘近年曾发布一份《35岁及以上互联网人生存状态调查》指出，在已经步入35岁+的程序员中，有近6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职场对35岁人群不友好，75.9%的人认为自己在职场遭遇了天花板。

某大厂程序员王海，3年前选择在34岁时移民加拿大。王海在国内互联网行业待了近十年，干过前端、后端、数据以及技术顾问等工作。尽管他自认为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之一，但他仍然对互联网行业的35岁定律有所畏惧。

“在国内，公司宁愿会裁掉经验更丰富的老人、去招刚毕业不久的新人，就像新一代i5比老一代i7更好用是一个道理。”王海说。

目前，37岁的他在加拿大一家普通的中型企业已经工作了一年，主要从事嵌入式Linux相关的技术工作。

王海坦言，在34岁的“高龄”出海，内心一度非常不安。一是因为自己当时连英语都说不利索，二是对加拿大是否也存在隐性的35岁定律而担心。

后来的经历证明王海多虑了。他眼里的加拿大职场，对年龄的宽容度相当高。

“面试的时候绝不会问年龄，也没有见过因为年龄问题被拒绝的例子。”入职之后王海发现，同事中既有四五十岁的人，也有还没有毕业的co-op（为了获得工作经历的学生），相较于国内清一色以20岁世代为主的年轻人，这里年龄跨度非常大。他这时才开始反思，自己被嫌弃的35岁，对行业发展并非是问题。

据中国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21年中国程序员薪资和生活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35岁及以上的程序员占据行业总人数的比例仅为9.4%，远不及25-29岁程序员42.5％的占比。

数据来源｜脉脉研究院

35岁，是许多码农成家立业、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年龄段。而这一年龄区间职场面临的不稳定性，很容易让人陷入生活上的混乱，也为社会带来不安。

两个月前，39岁大厂员工被裁、每月房贷1.5万无力还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去年年底，一位 45 岁的程序员 Mary 在中国政府网留言称辞职后无任何面试机会，一度引发网友对于“大龄”程序员生存状况的热议。

35岁左右的员工容易入列减员名单，一般常见的说法如下。

一是性价比说。一些声音认为35岁左右的员工，能力可能并未能匹配他的资历，会出现人力成本与能力倒挂的局面；二是晋升说。大厂推崇扁平化管理，晋升通道有限，所谓的大龄码农与年轻的后浪一同工作，甚至可能会被后浪领导，被认为会导致职场气氛尴尬，并不利于团队管理；三是大厂内部本身变动激烈，条线及业务调整频繁，团队全员解散情况并不鲜见。

不过有声音指出，虽然社会为35岁呐喊，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码农一旦罩上35岁这一标签就穿上了“不应该被裁”的金钟罩和铁布衫，毕竟人才市场本质讲究能力和需求规律，主要还是看个人的竞争力。社会担心和在意的是，35岁相对而言容易成为不合理职业年龄对待下被裁的高风险人群，这种趋近于当下大众的共识，容易恶化30岁世代对职场稳定性的预期管理，造成广泛的不安。

“在国内不被推崇的松弛感”

在国内，内卷这个词至今流行。它来自职场中随处可见的超长工作时间，或一份螺丝钉工作、多人竞争的职场现状，以及激烈变动的职场环境，这让许多人身心疲惫。去海外可能能换一种活法，成为一些码农选择出海的原因。

对从事AI行业的27岁大厂人沈润而言，国内互联网大厂内部变动和竞争激烈，像一把枷锁，让人无时无刻不想逃离。

沈润在一家大厂工作了两年多。2022年，他的人生迎来两大转折点。一是收到了公司的优化通知；一是拿到了TCD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英文简称）二硕offer。

早在2021年时，沈润就第一次有了离开的想法，原因是难忍领导的频繁变动和岗位的内卷。

在CV（算法工程师）的岗位待了两年，沈润一共换了四任领导，其中包括目前公司的CTO。“每一任leader的上任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行事风格也需要去适应很久”。作为基层的码农，沈润本不想牵扯太多复杂的人际，但无奈管理层不稳定，基层一样会人心惶惶。

赶上互联网大厂减员潮，沈润收到了预料中的减员通知，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因为在过去一年，他已提前申请好爱尔兰的学校，并了解了当地的工作情况。

这里有一段插曲是，在网上火爆的INFP（调停者型人格）测试中，沈润的测试结果是INFP-T：避世型人格。

而爱尔兰则成为他避世的选择。虽然在此前的调查之中他发现AI在爱尔兰发展一般，他的年薪也从目前国内大厂的45万元直接折半，不过这并不能阻止他想出去避世的决心。现在沈润正在享受爱尔兰的风光，为入职做着准备。

和沈润一样放弃国内互联网大厂工作、出国留学的还有方纯。作为百度产品经理的她，始终认为自己不属于时时刻刻都能够去push别人的性格。但在弱肉强食的大厂，不去逼别人、那自己一个人就得扛下所有。

不断的优化减员、目睹同组同事加班拖垮身体、职场性别歧视，各种压力扑面而来，让方纯终于下定决心放空自己。今年30岁的她，成功申请到了荷兰一个小城市的学校（1年的master项目），她打算在接下来的一年转码，在更轻松的环境去做更合适自己的工作。

网络图｜大厂人的离职证明

与国内激烈的职场环境相比，海外似乎给了国内码农许多想象。

作为全公司招的第一个全远程员工，王海永远都不用去办公室感受人际压力。即便是王海身边需要去办公室的同事，在目前加拿大的疫情已经缓和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选择居家办公。王海说，公司似乎也无意去改变这一现状。

王海每天唯一有机会和同事正面接触的机会就是组会。除此之外，公司没有对每天的工作时长进行具体要求，只要求每周工作时长能够达到40小时和不影响团队协作即可。

在加拿大职场，王海体验到了和国内迥异的工作氛围。他经常会看到有人在工作群里吼一嗓子说：“我要去接娃了待会回来”、“我要去煮个咖啡马上回来”、“我要送车做个保养马上回来”、“我要出去遛会狗马上回来”，甚至还有人说“外面太阳真好我要出去走走”。

王海说，这是一种在国内职场不曾有的、也不会受到推崇的松弛感。

“中国码农出海并非是降维打击”

在过去10年，互联网企业被称为是中国经济的对外新名片。不少人认为，作为互联网大国、强国出身的中国码农，去海外是降维打击。

王海不这么认为。他表示，许多中外差异，只是彼此互联网发展的环境不同使然。比如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他和很多人一样好奇为何这里没有支付宝、微信等更便捷的支付工具。后来王海马上了解到，差异来自于海外不同侧重的监管政策，以及早已定格的消费支付习惯，例如现金，支票，bank draft，e- transfer，信用卡等。

另一方面，国内的“卷”常会给人造成公司项目正在取得飞速进步的印象，而海外的工作节奏常常给人慢悠悠之感。王海认为，之所以感觉有差异，这背后其实是工作理念和方法的不同导致，并不能说谁高谁低。

“比如我们做过的几个小的项目，甚至是一些小的改动，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不断测试、沟通。文档、PRTI，在国内可能觉得不过是几个小时的活儿，大不了有问题再改，在这要做一两个星期，直至保证它不会再有问题。”

王海介绍，海外公司大部分也有晋升制度，如果想做高级职位甚至是管理层，对程序员来说需要提升的就不仅是技术。

“不过，可能与国内略有不同的是，对于不想往上卷的程序员来说，一直踏实本分地做技术也一样有宽松的环境，随着年限和级别增长，相应的工资也会增长。想不想往上爬完全看个人追求，躺平也不是错误。”王海表示。

出海并非胜利终点

出海，虽然可以通过转变环境来重新开始，但它并非就是华丽人生的开始。尤其对中青年而言，这一年龄区间不少都已有了家庭，出海的成本十分高昂。

在王海眼里，他的经历几乎没有可复制性。尤其是对于年满35岁的码农来说，在这个年纪出海大多需要征求另一半的意见，如果已经结婚还需要拖家带口，难度直接上升到Hard模式。

跨过了找工作的难关，王海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长期生存。目前37岁的他，除了个人负担外，还要承担老婆孩子的各项开销。而这项成本即便是生活在加拿大第十一大城市伦敦，也是不小压力。作为四口之家，王海每月的开销在不算房租的情况下为4313.24加元（折合人民币22601.3元）。

在NUMBEO网站（对留学和工作目的地进行评估的网站）上，北京的生活费用指数为46.23，低于美国纽约的100和英国伦敦的71.73，同时也低于加拿大伦敦的66.23。

图｜加拿大不同城市生活费用指数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到的现实是，同样是受到疫情、以及全球经济环境影响，美国科技公司也在大幅裁员，其中包括许多人想去的FAANG。

9月初，美国社交巨头Snap被曝计划裁员20%。日前Facebook母公司Meta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削减至少10%开支，方式之一就是裁员。谷歌也于不久前通知创业孵化器Area120的一半员工，需要在90天内在公司内找到其他工作，Area120总员工数量超过100名。

对于国内的码农来说，跨出出海这一步，肯定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实际上对国内而言，从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到各地都出台了许多政策来进一步发展互联网产业，给包括程序员在内的互联网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红利。

当然出海与否，是人们的个人选择自由。同时也应看到，近几年海外也推出了不少政策来吸引高技术者，能力者的舞台必然是全球化的。

美国今年就通过相关法案，免除拥有STEM专业博士学位的外籍申请人的绿卡年度国别限制，旨在强化美国核心竞争力；英国于5月6日宣布毕业于世界大学前50名的学生，都能申请高潜力人才签证（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Visa)；日本前不久也宣布“将放宽外国高度人才签证”，所谓高度人才，指的是学术研究、专门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争取人才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码农出海，实际上也是将自己置于全球化竞争的维度之上，接下来面对的困难肯定无法轻描淡写。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无论在哪和去哪，人们都只是在不同的时空中，寻找到心中那个更好的自己，这一点大家殊途同归。

文中王海、沈润、方纯均为化名

真故研究室（公众号ID：zhengulab）——以年轻的视角看商业。

转载、媒介合作联系微信号|ciweimeijie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