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身穿迷彩服的我，志愿军烈属哭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9月16日，韩方向中方移交新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

从仁川到桃仙机场，飞机只需穿越600多公里，但这条回国之路，忠魂已走了七十多年。而在回国之后还有回家之路，本文讲述的，是他们从回国到回家的故事。

01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里，松柏环绕。

这些年，很多人都对一位频频出现在陵园内外的老人印象深刻。他常在烈士陵园里，为源源不断前来祭奠的群众指明方向，为不远万里前来寻亲的烈属准确找出英烈墙上的名字……若是看见部队、青年和孩子们前来祭扫，他便格外高兴，细致地为少年们讲述陵园中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他叫李维波，曾是一名屡立战功的志愿军高射炮兵。他最辉煌的手笔，是在1952年将美国高级飞行员拉尔·卡麦隆的飞机击落，使其掉落在吉林通化。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高射炮兵曾击落、击伤敌机上万架，但只有这架飞机坠落在中国领土上。这不仅是美国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铁证，而且对相关研究的推进意义重大。

2014年到2020年，每当举行交接或安葬仪式时，李维波都会亲赴陵园或是仪式现场，迎接日思夜想的战友们。每一次，他都早早起床，穿上军装，把军容整理得一丝不苟。一如当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样子。

因为疫情，近两年李维波只能在道路两旁迎接战友了。当听到摩托车护卫队驶近的声音，他目光如炬、腰杆挺得笔直，抬起右臂敬着标准的军礼，直到最后一辆礼车远去。

图源：小央直播

李维波的女儿说，父亲的记忆力在多年以前开始减退了。近两年，他常常记不清昨天才发生的事，但一旦有人问起那段烽火岁月，他总是刻骨铭心。

李维波始终挂念的，还有年轻一代。他说：“我要替战友尽责，虽然他们长眠在异国他乡，但精神一定要代代传下去。”这使我想起另一位老英雄的肺腑之言：“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们会把历史忘了。肉体牺牲不算死亡，遗忘才是。”

今年，李维波终于能够进入接机现场，亲自迎接英烈回国。

02

党和人民不会遗忘。

每一年，接回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的工作，始终牵动着14亿中国人的心。英烈回国之后，还有大量的遗骸遗物鉴定分析工作。对印章遗物进行鉴定分析，是此前最主要、成功率较高的获取准确信息的方式。

但印章不是每位烈士都有，且鉴定工作门槛高、推进慢，因此，2019年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全网“寻找英雄”活动。通过“互联网+”寻找烈士及其亲属线索，是烈士回家历程中的又一个突破性成果。

2022年5月，一份上甘岭战役中与敌同归于尽的38位战斗英雄名录，在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中传开。这份特殊的名单，是邓华将军之子邓穗特意发到群里的。

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

邓其平是促进会的会员，看到名单时，他心中一惊——和很多烈属一样，在父亲牺牲70多年后，邓其平和妹妹邓菊平仍在含泪寻亲。

邓其平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战斗英雄邓仕均。邓仕均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参加了长征、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保北战役等，战功赫赫、威名远扬。1951年，时任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五九团团长的邓仕均赴朝作战，在第五次战役中血洒洪川江。他牺牲时，邓其平刚满3岁，邓菊平仅5个月。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2014年，听闻第一批志愿军遗骸将回国，邓其平和邓菊平早早来到了沈阳。仪式当天，烈士陵园的大门外，望着载着烈士遗骸的军车缓缓驶过，头戴黑纱的两位老人忍不住放声大哭。“爸爸，爸爸！”他们迈着不再矫健的步子追着军车，边哭边喊。这样的呼喊，在道路两旁迎接烈士的人群中此起彼伏。

很遗憾，归国烈士遗骸中没有他们的父亲。

2017年，邓其平辗转来到韩国洪川江岸，从父亲的牺牲地吉谷里取走一把泥土，默默地带回了祖国。2017年至2019年，邓其平又三赴朝鲜寻找父亲的消息。在寻亲的过程中，邓其平结识了一批有着相同情感的烈士后代。

“每个志愿军烈士都是我的亲人。”因此，今年5月，拿到38人名录后，邓其平动员身边力量，通过了许多途径寻找线索。“名单上的信息有些是残缺的，籍贯地都不知道。”邓其平已年过七旬、两鬓斑白，要对烈士烈属信息进行查找、甄别甚至亲自寻访，“实在是太难了。”

这时，一群年轻的面庞在邓其平脑中一闪而过——他忽然想到了那些“常常陪伴在老兵及烈属身边的年轻人”。于是，他郑重地将这份名单交给了“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的发起人孙嘉怿。

03

宁波“85后”姑娘孙嘉怿，是全国烈属及老兵后代圈子中的名人。早在2012年，20出头的她便踏上了为烈士寻亲的道路，转瞬已10年。2017年，她在微博发起的“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话题，阅读量超过7300万。

孙嘉怿拿到名单后，立即组织志愿者们开始进行信息核查甄别。

4年前，孙嘉怿将路客、黄军平等为烈士寻亲的“老前辈”多年实地走访拍摄的烈士陵园信息、民政等部门提供的资料以及全国各地烈属和网友提供的海量线索整合在一起，如今已形成庞大的数据库。而遍布在全国甚至穿梭在朝韩两国的一线志愿者们，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人民力量。

在资料组确定这份英烈名单中的王万成、朱有光烈士系四川安岳人后，“星星之火”便传递到了安岳县联络员明城的手上。

96年生的明城是名退役军人，目前在安岳某地公安系统工作。

说到他为何成为“为烈士寻亲”的联络员时，这个做事雷厉风行、说话宛如机关枪般的青年忽然沉默了，片刻后，他缓缓地说：“安岳联络员，原本是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杨继红老班长，但是他在今年1月因车祸离开我们了。”

安岳团队认真学习了王万成、朱有光烈士的事迹，深感责任重大。

王万成、朱有光，是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八连的战士。他们是一起参军的老乡，在八连指导员刘怀珍的记录中，1951年第一次见面，这两位小战士便让他“印象很深”。

初到八连，“中等身材、皮肤黝黑，像只小老虎”的王万成便提出“指导员，快分我到前头去”。王万成身边的朱有光“皮肤白皙、脸上带点红润，一双机灵的眼睛，厚厚的嘴唇始终带着微笑”。

刘怀珍曾在解放军政治部编印的《战斗在朝鲜》 （部队史绩汇编之三）中提到：

他见我在看他，害羞似的低下了头。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他细声的回答：“叫朱有光，指导员同志。” “读过书吗？” “读过两年民校，以后在家种庄稼。” “家里有什么人？” “一个妈妈，还有个……”朱有光说到这里，脸一红把头又低下了。 王万成调皮地捅了他一下：“有个婆娘，还没过门咧！” 他这莽撞的发言，使得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这一来越发使朱有光不好意思，几乎把头碰着膝盖了。我诧异地问道： “王万成，你怎么知道呢？” “同场老乡嘛，名字叫唐素兰，我还见过也，长得可……” “你这人真多嘴！”朱有光猛抬起头来，打断了王万成的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把头低下了。王万成把舌头一吐，做了个鬼脸，我也没再问下去了。

在指导员的记忆中，这“两个小鬼”一动一静，“一个爱学、一个爱教”，没多久便成为“冷枪运动中的出色猎手”；他们“打心眼里喜欢董存瑞”，曾因讨论炸碉堡时“我去炸、你掩护”的问题吵得班长哭笑不得；上甘岭战役打响时，他们递交了请战血书，上面写着“有信心有决心完成最艰巨的战斗任务，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十九岁的王万成对刘怀珍说：“死怕啥子？死一百回也不怕！”

1952年11月1日，八连投入到世所瞩目的保卫597.9高地的战斗中。2日下午4时许，友军阵地或将失守，八连副连长冯保芝便命令一班战士王万成、朱有光和李士芳三人战斗小组前去支援。

途中，李士芳身负重伤，王万成、朱有光二人迅速把他转移到石崖下，两人继续前进。当他们进到1号阵地约30公尺的时候，山下的敌人向山顶蜂拥而来。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两位战士拉响了手中的爆破筒，一边高喊：“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同志们冲啊！”一边冲进了敌群。两声巨响之后，数不清的敌人倒下了。

图源：《战斗在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政治部编印

此番壮举震慑了敌人，我军“趁机向敌反击，很快恢复了阵地”。之后，志愿军总部给两人追记了特等功，同志们在上甘岭“597.9”高地的石崖上刻下了一行字：“英雄的朱有光、王万成烈士永垂不朽！”

04

“我们安岳本就是革命老区，王万成、朱友光烈士是我们安岳人民的大英雄。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义不容辞。”

第二天一早，明城便联系了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明城确定了王万成烈士生前所在的城东公社已不复存在，烈属居住在现石桥街道滴水村。

下班后，明城马不停蹄地往烈属家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他赶到烈属家时，烈士的弟弟王祖富正站在门口眼巴巴望着。看到明城，他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对着屋中喊：“你们快出来啊！部队上来人了，亲人们……”

明城愣住了，随即明白了什么，也哭了出来。

他解释道：“因为我平时喜欢穿迷彩服。那天上班穿的也是，下班没来得及换，老人误以为我是部队上的人。”

王祖富拿出王万成的烈士证书和当年部队寄来的信件，涕泪横流：“哥哥牺牲后，家里人都很伤心。我们只知道他是烈士，其他情况都不知道……”

部队的来信

明城仔细看了看1983年版的烈士证，才发现这本烈士证的姓名错写成了“王成万”。一字之差，谬以千里，也可以想象，这条团圆之路寻得有多艰难。

因50年代的烈士证书和80年代的不一致，为了摸清前因后果，明城又亲自拜访了健在的十二军老战士陈克金、杨贵义和二十三军老战士江华勤等人。在得到确切结果后，明城终于给孙嘉怿发去消息：王万成烈士亲属找到了！

多年来，烈士的弟弟对哥哥生前所在部队充满了憧憬与想象。此前，他并不知道：王万成所在的部队——骁勇善战、涌现出无数英雄楷模的三十一师，经过多次改革与优化，现已演变为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特战旅。

5月20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王万成烈士家属与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八连的“接班人”们进行了连线。这支有着响亮名号“中野虎师”的部队，几十年里诞生过190多位共和国将军。近些年，七十一军的实弹演戏，更是让“台独”分子闻风丧胆。

在部队八连的荣誉墙上，详细地铭刻着王万成烈士和战友们的光辉事迹，打动和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官兵。

一周之后，明城又找到了朱有光烈士的家属。在安岳县石羊镇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明城见到了朱有光烈士的亲人。

面对缺失的历史信息，很多志愿者“走过很多弯路，也吃过很多苦。”但他们始终不愿放弃任何一个线索，因为每个线索或许都暗藏着忠魂回家的希望；而每打通一个烈属电话，电话的那头或许就是一个迟到多年的团圆。

为烈士寻亲的很多志愿者，本身也是一个个有故事的人，明城也不例外。

明城爷爷隶属原志愿军三十八军，1965年来到安岳县后，便深深扎根在农村党支部。明城有着鲜为人知的坎坷身世，在他的记忆中，很小的时候便跟随爷爷跑遍了安岳的大小村组。

2006年，明城爷爷与世长辞，两年后的2008年，明城的老兵父亲在汶川地震救援行动中牺牲。那一年，他才12岁。

从此，明城在安岳村党支部吃着百家饭长大，得到了当地党员干部、妇女代表和乡亲们的悉心照料。长大后，明城依照父亲的遗愿参军，退伍后回到了安岳。

或许如此，当退役局优抚科工作人员询问明城，愿不愿意接过杨继红老班长生前关爱老兵、为烈士寻亲的任务时，明城想都没想地答应了。

实际上，笔者多方了解到，这并非明城唯一的志愿者身份。武汉突发疫情时，他是当地第一批“大白”；“拾加壹”贫困学子爱心助学行动，他是安岳站的负责人。

当我惊叹他为何主动给自己增加“负重”时，他回答：“我在四川早已没了血亲，长在党支部、吃着百家饭，就是党和当地百姓养大了我。我这么年轻，一没成家二没恋爱，就喜欢多管闲事。”接着，他害羞地补充：“我相信我以后结婚生子了，我的家人也会和我一起做这些事的。”

去年11月，明城从“我为烈士来寻亲”资料组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名单。如今，这份230余名安岳籍烈士名单上，寻找到亲人的已有130多位。

明城与王万成烈士弟弟王祖富

浩气存天地、英烈归故里。

志愿军遗骸回国后，英雄的回家之路仍然漫长艰辛。7月20日，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及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成立仪式在京举行。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英烈回归故里、精神永存。

“英烈失去了生命、融入了历史，为的是让我们拥有未来。”孙嘉怿说：“咱们不仅要为英雄们找到亲人，还要让他们的故事、精神在青少年中传递和继承下去，让他们不再是一个个充满距离感的名字，而是生动地‘活’下去！”

【备注：“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一线志愿者均已实名且在当地退役局、社区（村组）指导下开展工作。服务均为无偿，任何以“我为烈士来寻亲”个人或组织身份提出有偿服务或募集资金的均为诈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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