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者失声，英美政府决策“眼睁睁走向悬崖”

【文/斯蒂芬·沃尔特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老实说：一败涂地带有某种病态的迷人特质。这种失败具有破坏性且往往是致命的，但人们很难回避它。出于同样的原因，看着一项重大公共政策倡议崩溃和失效也异乎寻常地迷人，尤其是在负责人本应更清醒的情况下。

而最近一个鲜明实例无疑就是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和财政大臣夸西·科沃滕灾难性地出台了新经济计划。其他更懂经济的人已经剖析了他们最初方案中的诸多缺陷。可以说，市场立即对他们的计划做出了反应，给出了一边倒的评判。

英国债券市场出现了崩溃的征兆，这迫使英格兰银行以削弱特拉斯-科沃滕计划的方式进行了干预。执政的保守党内部也出现了异议（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大幅上升也助长了这种反叛情绪），这迫使特拉斯做出让步，并引发了外界对科沃滕迟早走人的猜测。

从特拉斯的角度看，目前这种状况是最糟糕的：不仅她的政策提案胎死腹中，而且她的抗压强人形象也受到了损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世界还未见过如此笨拙的新人亮相。

特拉斯在访谈节目中承认自己决策失误

但特拉斯的困境并不是重大政策失败的唯一（甚至不是最严重的）例子。想想最近发生的事件。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任何标准衡量，布什政府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决定都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事实证明，发动战争的理由是错误的（即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战争没有像其发起者承诺的那样代价不大；伊拉克人没有像迎接解放者一样迎接美国军队，而是大搞暴动；美国的战后占领也没有为伊拉克催生出一个优秀的新自由民主体制，这场战争也没有在大中东地区引发新一波民主转型潮。

然而，它却使美国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和数千名美国士兵，并让更多的伊拉克平民丧生。战争和占领最终催生出了伊斯兰国，它短暂而血腥的统治加剧了整个地区乃至其它地区的暴力活动和难民流动。而且出乎布什政府的意料之外，这一混乱局面还增强了伊朗的影响力。

小布什可能是一个缺乏经验，难以应付复杂局面的政治新手，但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却拥有众多博学多识的人才，这些人拥有无可挑剔的政治履历和丰富的行政经验。这些外界认为的聪明人怎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

出现这些重大政策失误的原因是什么？决策者原来是怎么想的？备选答案已屡见不鲜——个别领导人的虚荣心、一厢情愿的想法、众多政策领域的内在不确定性、国内政治压力、依赖过时的思考方式等等。这些病态原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在上述事件中发挥了作用（或者在类似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如猪湾惨败、1914年7月危机）。

但对我来说，最明显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一个古老的解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似乎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领导者依赖一个封闭的顾问小圈子。这些顾问要么想法一致，要么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或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而不愿提出不同意见。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曾经警告过的那样：“如果众人想法一致，那就没人愿意深思熟虑。”

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入侵的决定是由美国朝野上下少数新保守主义者推动通过的，他们成功说服了布什和副总统切尼，即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致命威胁且很容易被推翻，这样做会在中东其他地方（可能还有世界其他地方）引发一波有利于美国的新趋势。

政府内部（如陆军参谋长埃里克·新关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在野批评者的不同声音被忽视或被诋毁。政府靠发动一场欺骗性的公关运动赢得了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国会、有影响力的智囊团和媒体都站到了政府一边。

美国眼睁睁地走向崩溃，付出了巨大代价。

与此类似，特拉斯和科沃滕在意识形态上信奉“下渗经济学”计划，该计划的优点往好了说也令人生疑，而且该计划完全不适合英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他们不仅公开拒绝主流经济机构的专业建议，而且在他们提出富人减税计划和大规模支出计划时也没有给出预算详情。甚至，他们在宣布这些计划的前一周开除了财政部最资深官员汤姆·斯科勒。

他们蔑视正统思想并相信自己有正确解决英国经济困境的独到见解。于是他们也眼睁睁地走向了悬崖。

这个问题有解决之道吗？可悲的是，没有。

没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完全避免政策失误出现，也没有一种预防措施是万无一失的。解决集体思维问题的最简单办法是在决策圈子中加入异见者（例如，一组“相反观点者”或某种形式的“多样化观点持有者”），但这仍然不能保证不同的声音会得到公平对待并预防决策者犯下灾难性错误。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个别顾问曾警告他不要在1965年升级越南战争，但他仍固执己见。

决策团队应更多元化，政治体系应更开放化，这么做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决策团队可以就此永不犯错，而是政策失误一旦出现，这些政策会更有可能被纠正。（特拉斯在决策失误显现后决定微调其计划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她的行动仍不够大胆。）这是因为人类易于犯错，各种形式的政府都会犯错，他们有时真的很白痴。

但鼓励信息自由流动并接受新思想的政治体系更有可能识别出人类什么时候犯了错，也更有能力制定替代方案。因此，我担心美国外交决策机构仍保留了一些难以消除的正统观念，这个决策机构对质疑其决定的人仍带有攻击和边缘化倾向，还有就是它无法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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