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青年困在县城自习室:不甘心考试失败,从早上8点学到凌晨

2022-09-08 16:43:44

二本青年困在县城自习室:不甘心考试失败,从早上8点学到凌晨

开自习室的潮流,正在向县城蔓延。

平乡,河北邢台的一个城区人口只有4万的小县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竟然开出了11家自习室。在整个邢台,这个GDP都靠后的县城,却成为自习室最卷的县之一,甚至有家长专门来到当地自习室,为孩子包下一个座位。

在县城,开一家自习室的门槛很低。一位自习室老板说,很多人来了她的自习室,回去自己也当起了自习室老板。这样的例子至少能讲出四个。通常,一个月时间,就能开起来一家自习室。其中有一家,甚至没有房租,那人直接将家里的地面车库改造成了自习室。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里,有老板还买来各种零食,甚至瑞幸咖啡”,免费送给客户们喝。

在县城自习室激烈的竞争背后,映射出小镇青年们对“上自习”的旺盛需求。县城自习室为何能火?县城自习室的用户群体,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现在的县城,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每日人物来到了平乡县,泡进了县城自习室之中。

四天时间里,我们观察这群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家庭、学历、过往,试图理解他们面临的困境和选择。

文 | 饶桐语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栗子

小镇失败者

在县城自习室里学习,首先是一件沉重的事。

这种沉重,很大程度体现在,来这里学习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定义成“失败者”。

9月5日,星期一,早晨9点,在河北邢台平乡县的“享学”自习室里,一群面色凝重、埋头苦学的年轻人已早早坐进了自习室里。这是平乡县开的第二家自习室,也是最火的一家,这里经常一座难求。

这群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画象:大部分是女生,学历大都在二本及以下,其中不少是民办大学。想改变这样的命运底色的愿望,是她们来到自习室的关键驱动力。

1999年出生的周忍冬,是这家县城自习室里少有的男生。他习惯坐二楼中间,在这里自习了快半年了。自从进了河北当地一所二本大学后,他的人生就不断地失败——考研失败,考公失败,考三支一扶(指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需考试)也失败。放在往年,他130多分的成绩足以上岸,但在今年,这个分数刚够进面试。放榜那天,全家都出动了。爸妈和弟弟,陪他一起,从县城赶去市里参加面试。

结果张贴出来,他差了0.5分。

家人们先是沉默,然后安慰他:“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是熟悉的对失败者的安慰。这些失败总会有一个同样失败的开场——大学里,他选了生物专业,那年期末,当专业成绩前10%的学生全部转系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进了个“天坑专业”。他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选择。

1999年的女生徐一荷,是这家自习室的第一个客户。她的经历和周忍冬类似。高考结束,她也上了河北的一所二本。那时候的她充满动力,每天早上5点,她都会起床读英语,用很大、很夸张的语音语调,有时还会穿上正装,在讲台上领读。直到有一回,她去参加一个就业论坛,才知道自己的学校有多差。就业的时候,隔壁的石家庄铁道大学,都是国企来招聘;而来他们学校的企业,连简历都懒得看,“是个大学生就行”。

那天,徐一荷坐在学校的长椅上大哭。她痛恨自己的二本学历。河北是高考大省,念书的时候,她并没有松懈过,唯一一次被学校送回家检讨,是因为她在深夜里,打着手电筒写英语作业,但她还是成了高考的失败者。

陈朝朝比徐一荷小一岁,她喜欢坐在自习室三楼靠窗的位子。她的失败经历,也跟考试有关。高中时,父母把她送到了隔壁南宫县念书,因为“那里前几年出过一个清华北大”。高一的时候,她听不懂课。而她的同桌,每天看小说,成绩还能前十,她感觉到巨大的挫败感,她想辍学。

爸妈被教导主任叫来,恐吓她,“你不学,就回村里进厂”。陈朝朝哭着回答,“进厂就进厂”。见说不动,爸妈谎称要回车上拿东西,直接离开了,把她一个人留在学校里。

当一群失败者聚集在自习室里,压抑感就出现了。“享学”自习室的老板白林莎说,在他这里上自习的年轻人,都是平乡本地人,并且大都经历了考研失败,于是只能回到老家,继续二战,或是考公考编。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背水一战的底色。

就连白林莎自己,也是奋战在考试大军里的一员。她今年25岁,连续考研两次,都失败了。她决定回到家乡考公,又失败了。

正是在这样的“屡败屡战”中,县城的年轻人感受到一种不便。

平乡县没有类似图书馆这样的公共空间,“聚在一起学习”,在县城曾是一件很难被想象的事。一名上自习的男生讲述自己曾经“找地方学习”的经历,有一次,他只在某个办公楼里,找到了一个会议室,屋子中间摆了一个会议桌。他就在那里看书,一天下来,腰疼得不行。

某种程度上,这些新出现的自习室,共同承担了图书馆的功能。而白林莎,更是决定自己开一间自习室,边创业边复习考试。

▲ 自习室里正在学习的年轻人。图 / 饶桐语摄

渴望逃离

身处县城之中,年轻人对自习室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公共空间的稀缺上。

在小县城里,世间有着约定俗成的秩序——毕业、工作、买房、结婚、生子。而这些“失败者”们,常常在第一环,就已经脱轨。县城对这样“脱轨”的容忍度常常很低。很多时候,亲友们的“关心”,更像是一种拷问。

周忍冬全力考公的一年时间里,有同学结婚,也有发小生娃,但是他的身份,依旧是“应届生”。过年的时候,他回到村子,十几个爷爷辈的人会坐在村口的大树下,逮到他问:“你不工作,在家干什么?”哪怕他回答“在考试”,对方也会质疑——

“学历那么高有什么用,隔壁只念初中的小孩,现在已经开上60万的车了。”

县城青年们遇到的问题是相似的。无一例外,都和家庭的目光绑定在一起。

在这个自习室里,徐一荷算是家境比较好的那一个。她妈妈是医生,爷爷是大学生,姑姑更是当地少见的研究生,他们都希望徐一荷考出县城。小的时候,姑姑的范本故事一遍遍被讲起:姑姑在不开暖气的房间里独自学习,如果不认真,会被奶奶用针扎手。每到家宴,姨夫会当着所有小孩的面说:“一荷学习好,就让一荷点菜。”弟弟高考之前,学校让弟弟五点钟起来背书,妈妈也会跟着起床,只有当听到弟弟的读书声响起来,妈妈才回去继续睡觉。

在整个家族一次又一次的强化里,徐一荷知道,自己必须要走出县城,这是她的使命。只读一个二本本科,显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大学期间,她不断地考证——四六级、教师资格证、计算机证书……而妈妈知道各种考试的时间点,会在各个节点提醒她。

徐一荷想了各种办法从这样的目光中逃离。

但在小县城里,这并不容易实现。她先是自己搬了出来,租房子住,姑姑喊她参加家宴,她以距离太远为理由拒绝,哪怕爷爷奶奶难得来一次。她又尽可能地减少吃饭的时间,借此远离朋友们。去年10月,正是考研的要紧关头,她突然想吃县城东边的一家土豆粉,到了之后,有朋友正好发来短信,问她“在哪里吃饭”。徐一荷直接把手机熄屏,假装没有看见信息,匆匆吃完,然后仓惶逃离。

甚至,陌生人的声音也需要被屏蔽。有段时间,听到周围人的笑声,她也会嫉妒:“凭什么他们那么开心,那么无忧无虑?为什么只有我在受苦?”

直到她逃进县城自习室。

在这里,不会有来自亲戚的轰炸式关心,也不会让她觉得,自己是那么孤单又可怜的一个人。徐一荷把自己比作一滴水珠——在外面,所有人的眼睛好像都盯着她,只有在自习室里,她才能够像汇入河流一样,真正地消失、隐身。

▲ 自习室一角。图 / 饶桐语摄

也正是这样的需求,使得自习室迅速在平乡县流行起来。去年8月,平乡开起了第一家自习室,到今年,这个城区只有4万人的小县城,却生长出11家自习室,加起来一共有接近500个座位——寒暑假的旺季,这些座位几乎可以坐满。这不是个例,在平乡县周边的巨鹿县、广宗县等,都有类似的自习室出现。

这些开在县城里的自习室,第一个特点就是足够大。比如,自习室老板白林莎,她用2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三层楼,足有260平,能容纳65个座位。

白林莎的自习室,走的是宽敞、明亮的风格。主色调是轻松的绿色,灯是绿的,日历是绿的,窗子外还有三棵法国梧桐。这与大城市里很多逼仄的小隔间自习室不同,那种很像《请回答1988》里的不睡觉自习室,每个人被隔在小小的方格,又隐藏在黑暗中。

但白林莎总觉得,那种风格太不适合县城了,“我们需要看清身边人的脸”。

县城自习室的氛围不能再给人压力了——聚在这里的年轻人们,面对着失败和人际关系,更想拥有一个充满“希望感”的公共空间。后来,这个想法也被平乡市场的选择所验证,白林莎说,色调偏暗的自习室,都已经倒闭了。

冷漠而孤立的精英感也是没有的。对比之下,一家开在省会城市的自习室老板昆山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宿管”,除了去开门和关门,他几乎不会待在自习室。客户人来人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反问:“建立情感联系有什么用?”

但白林莎不这样想。她几乎认识在自习室的每一个人,也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自习室。她曾经撮合了自习室的一对情侣,女孩是她的初中同学。她还给第一个客户拍了一张在自习室学习的照片,做成了一幅油画送给她。照片里,窗户边的一道余晖洒了下来。

对这些人来说,县城自习室,让他们想逃离的时候,有地方可去。

▲ 自习室老板送给徐一荷的画。图 / 受访者提供

县城主流世界

身处平乡县,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习室与县城,简直是两个世界。

晚上九点,平乡自习室的氛围是紧绷的——读书灯还亮着,人们表情严肃。偶尔有人进出,也是步履匆忙。一个穿着宽大衬衫的女孩,路过我的身边,带起一阵风。

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可能是平乡县最松弛的时间。这个点儿,县城里的大多数青年,出现在“文化一条街”的网红店里,也出现在开满小吃店的贸易街上。年轻人聚在这里,打台球、唱K,或者只是闲逛和穿梭。

短视频、种草社区,拉近了县城与大城市的距离——起码从生活方式来说是这样。无论是网红店还是自习室,作为新进入县城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硬币的两面。

18岁的小迪和芝芝,她们知道县城里开起了很多自习室,但从来没有去过。她们最爱去的地方是“文化一条街”,这条街原来被试图打造成建材市场,这两年,房产行业不景气,这里成了网红店的聚集地。

印刻着“平乡,你好”的衣服店在这里开起来了,ins风格的装潢,填补了小迪和芝芝生活的空白。只要有新店开,她们都会去打卡拍照。如今,县里最火的是一家衣服店,聚集了周边几个县的潮人,“里面的女孩子又高又会打扮,可好看了”。

能撸猫的猫咖,也在县城开起来了。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在这里撸一天猫,不限时间。16岁的中专生方雨,还没毕业,最愿意在这里消磨时光,拍照之后,她把微信头像换成和猫猫的合照。她在市里的一所职高学造型设计,因此很会化妆,假睫毛忽闪忽闪。

▲ 平乡的网红一条街。图 / 饶桐语摄

某种意义上,相比于自习室里的年轻人们,小迪和方雨,才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平乡青年——她们在县城里上完小学和初中,考不上县里唯一的高中平乡一中,只能去读职高,毕业之后回到平乡。

回了平乡,通常象征着人生选择的丧失,她们中的大部分,都会进入平乡引以为豪的自行车产业中。平乡人这样总结:“自行车和童车,养活了大半个平乡。”

这句话并不算夸张,作为有名的自行车和童车之乡,县中心11公里之外的河古庙镇,出产了全中国三分之一的自行车,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着和自行车相关的生意。平乡的年轻人,多数会在职高毕业之后,进入自行车和童车生产的流水线,方雨说,在她的学校,哪怕是学护理专业的,毕业实习也是去厂里做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会被学校收走一半。

后来,不喜欢流水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职业路径就变成了做客服——当然,还是在网店里卖自行车。

小迪就是其中一员。她读职高时学的是UI设计,但毕业之后,设计的相关工作是在平乡找不到的,“除非去打印店帮忙按打印机,那还不如去当主播和客服”,小迪这样想,她每个月到手有2900元的工资,已经很不错了,要学会的只是,对着直播间里的大叔们喊:“不用也可以下单,就当支持一下美女了。”而她的朋友芝芝,学历高一点,是大专,打算毕业之后进自行车厂和童车厂,做会计。

如果实在不愿意进厂和做客服,那就回来开店吧。学造型设计的方雨,就打算开一家婚纱店,成为平乡街道上诸多网红店中的一家——这些都折射着县城就业渠道的狭窄。

但在这些店铺之外,平乡正在枯竭。比如公共交通,两年前,这里还有公交车,但现在,两家公交车公司都倒闭了,平乡人出行,主要靠电动车。就连打车的人也很少,全县60辆出租车,在跑的不足30辆,出租车公司不得不提高价格——晚上起步价高达15元,可以对标一线城市。

平乡引以为傲的自行车产业,在这几年,也开始凋零了。那个考公失败的年轻男孩周忍冬,家里是平乡县河古庙镇人,他的父母做了20多年自行车零配件生意。这的确给他们家带来过财富,小的时候,他家连书包都买不起,每天背着奶奶做的旧书包去上学。后来,自行车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家里在平乡县城里买下了一套130平米的房子。

在平乡,和自行车沾边儿,一度是富裕的象征,各处的印记都在显示这一点。从国道进入平乡县城的大道上,亮着的路灯被设计成了自行车形状,铺天盖地的城市标语写着,“自行车名城,新文旅之乡”;芝芝和小迪指着路上出现的豪车,说,那一定是家里有自行车厂的;拉不到客的出租车司机,则会不失艳羡地告诉我,进自行车厂打工,每个月都能赚上6000块,怎么也比开出租车好。

只是,疫情冲刷下,小镇不复往日荣光。以前,周忍冬的父母在每个季度都出一次河古庙镇,去参加全国各地各种自行车博览会、展览会,从那些展厅拉回订单,回家之后,再从早晨六点忙到晚上十二点。那些进流水线的自行车工人,“每个月都能赚到上万块”。但现在,订单正在消失,周忍冬不再需要在假期回家帮忙发货、干活。县城里,三条开满自行车店的主街区,多数时候空无一人。

他没有退路了。如果家里生意好些,他起码还可以回家接手自行车店。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是比谁能撑得更久——他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家里的自行车厂大一些,还能撑一阵子,这些人没考上,就回家做生意了。

但他不行。

▲ 第十二届国际自行车、童车玩具博览会在平乡举行。图 /视觉中国

另一个泥沼

有的时候,老板白林莎会觉得,自己的自习室里,盘踞着小县城最想走出去的那一批人,他们不想选择一种与自行车绑定的人生。

坐在三楼自习室的00年代女孩陈朝朝,这样的想法尤其坚定。她是河北一所一本大学的毕业生——这样的学历,在当地上自习的人里,已经非常高了。去年考研失败后,她几乎没有犹豫,决定回平乡准备二战,一整天泡在自习室里还不够,她找到白林莎,问可不可以在这里寄宿。她家在河古庙镇,没有公交车,如果骑电动车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太久了,她不想把时间都浪费在通往县城的路上。

在客户们这样的需求下,白林莎又开辟了新业务——“自习寄宿”。她在距离自习室不到500米的地方,以每个月1000元的租金,租下了一个小院落,添置了四张上下铺,以满足周边村镇客户们的需要,每个月的费用是300元。

那之后,陈朝朝会和自己的室友姜年一起,从寄宿的院子里出来,走过一条很长的低矮胡同,来到自习室,开始一天的学习。在自习室住下后,两个女孩就很少回家了,她们把所有的人生都寄托在这里,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第二天凌晨。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很充实”,在这里,她能够看到摆脱“泥沼”的希望。

▲ 陈朝朝从胡同里拍的天空。图 / 受访者提供

“泥沼”指的就是县城生活。陈朝朝家里有四个孩子,她是长女,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正是从她的弟弟妹妹们身上,看到了她绝对不想过的人生。

两个妹妹都是职高学历。三妹陈晓晓,才17岁,职高毕业后,在自行车网店做客服。二妹陈露露,今年20岁。在大姐陈朝朝走进研究生的考场的同一年,二妹陈露露选择结婚,嫁给比她大一岁的、家里开了自行车厂的同村男生。

命运的分叉,很早就已经出现。大姐陈朝朝念高中的时候,妹妹陈露露就读不进去书了。两个女孩睡在一张床上,谁也劝不动谁。朝朝看着和自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妹妹,说,“那等我出去了,也把你带出去。”妹妹先是沉默,再说了声,“好”。

陈朝朝没有忘记过她当年的承诺,但现在,她已经没法把这话说出口了——她知道,妹妹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她陷入一种深刻的无力中。在当地,只要女孩不读书,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媒人上门说媒,二妹露露不读书的时候只有16岁,媒人就登门了。在平乡,18、9岁,是给女孩说媒的窗口期,露露甚至会中午见一家,晚上见一家。家里谈论的话题,变成了10万到20万的彩礼、车子、房子。如果相亲对象,是公务员一类的职务,这些标准还可以放宽,彩礼只需要一半。

那段时间,家里最大的矛盾,也总是围绕婚恋爆发。6月的时候,两家人催着给二妹露露订婚,“谈这么久,再不订婚,还会有媒人上门”,男方感觉到危机感。但大姐陈朝朝说,村里的女孩一旦决定订婚,命运车轮就会缓缓压来,不再由新娘本人做任何决定。订婚了,就必须要在一年之内结婚,不然村里人的唾沫子会淹死人——不结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结婚更不能拖到明年,因为按照她的属相,“明年结婚会克婆婆”。等年底结婚了,来年四月之前,就必须得怀孕了。

大姐陈朝朝,亲眼目睹过妹妹和妈妈的争吵。二妹露露不愿意这么早结婚,但妈妈甚至想把婚期提前一个月,理由是,“村里的孩子12月就放假了,那会儿人多,不好收拾”。露露把门摔出巨大声响,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妈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觉得家里的孩子都不懂事。最后,这是她唯一争取到的东西——12月份的婚期不变。

在有些时候,大姐陈朝朝还是会羡慕妹妹的。比如,年轻的未婚夫会带着妹妹去市里买衣服,一条裙子1300块,一条裤子700块,这些买了还不够,还要买鞋。年纪还小时,朝朝想要一个芭比娃娃,15元,妈妈说,“给你买了,还得给两个妹妹买,都能买一条裤子了,算了”,而给15块的玩具,弟弟就能直接拥有。在这些时刻,朝朝不止一次地问父母,“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呢?”回答她的只有沉默。

在这样充满匮乏感的人生中,继续读书是陈朝唯一摆脱这一切的方法。也有媒人问过她的妈妈,“你家大女儿啥时候见人?”妈妈会直接拒绝,“还在读书呢”。

听到这话,朝朝会松一口气。她在自习室里拼了命地学习,她一定要离开这个泥沼。

▲ 平乡广场上的年轻妈妈。图 / 饶桐语摄

翻盘?

自习室里的男生周忍冬,这样总结自习室里的同伴:“在城市自习室学习的人,很多可能是提升自我,追求更好的生活,但你问问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想彻底改变命运?”

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彻底改变命运,是两个看似相似,却本质上不同的概念,这也使得县城自习室隐隐有种悲怆的气氛。在经过四次考试失败之后,周忍冬再次回到了这个自习室,这一回,他决定放低一些标准,目标定在考编。

在平乡,人生或许可以被简单划分为两种样子。在自习室里坐着的这一部分年轻人,他们无一例外是见过外面的世界的,所有人都描述过,他们所见过的“外面的世界”的样子。

▲ 自习室摆放着加油打气的话语。图 / 饶桐语摄

周忍冬是在唐山念的大学。大一,他去唐山逛街,被第一次冲击了——原来,哪里都可以是市中心,哪里都有人排队,不像平乡,人只会集中在那两个街道。后来,他又去了一次天津,对着金色的贸易中心写字楼,周忍冬愣在原地,人们穿着西装进进出出,他看了快十分钟。同伴催着他赶紧走,他才回过神来。这和到处都是平房的平乡,是不一样的。在平乡,最高的商业建筑是只有三层楼的商场。

在自习室寄宿的姜年,也有类似的表达。她念书的地方是廊坊,距离北京很近,几乎每个月,她都会在早上5点起床,去学校附近的公交车站台排队等805,坐两个小时的车,到北京玩一天。

在这些时间里,姜年喜欢上了喝奶茶、看电影,等再回到平乡,就有点不习惯了。有一回,想看的电影,整个平乡都没有资源,她坐车去了隔壁县。

互联网同样冲击过他们。一个经常上自习的男生杨沂硕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接触到了知识社群,“里面的人,居然会花5万块钱,买下一个大V的朋友圈好友位”。而徐一荷的妈妈,会在参加完饭局之后告诉她,自己有同学去了互联网大厂上班,赚了好多钱。

也包括周忍冬自己,在前几年K12教培兴盛的时候,他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学生家长认可他,连着给他送了20天晚餐。

所以,县城自习室的年轻人们,把人生翻盘的希望,押注在自习室上。

今年8月,周忍冬连续遭遇了两次失利,那段时间很难熬。早上7点,睡不着的他,花了一周的时间,只是打游戏,从睁开眼睛打到第二天凌晨。他其实是不喜欢打游戏的,成绩出来之后,他特意把游戏下载了回来,和弟弟瘫在沙发上,一局又一局。

游戏能够让他重拾一些胜利的信心。每次要输了,弟弟就会大喊,“别放弃,我们还能翻盘!我们还能翻盘!”以往,如果接近失败,他们会直接选择重开一局,但现在的周忍冬,需要通过游戏来相信,自己可以翻盘。结果出乎意料,几乎所有的败局,到最后都反败为胜了。

那是一种极其剧烈且短暂的幸福感。他马上会想到自己:游戏都可以翻盘,为什么我的人生不行?

对外界的向往、对翻盘的渴望,支撑着小镇青年在自习室苦熬的信念。从自习室出来,大姐陈朝朝拍下傍晚的夕阳,脑海里闪现骑着电动车,载着妹妹随意兜风的画面,或许,她可以以准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妹妹的回门宴。虽然,她俩现在一起出现,一样的个子和容貌,别人都会觉得,打扮成熟的妹妹才是姐姐。但她还是没有放弃那个想法——

自己出去之后,再把妹妹带出去。

也有已经一只脚踏出泥沼的例子。自习室的第一个学生徐一荷,已经在今年成功上岸,现在,她会和妈妈一样,再给弟弟建构一个外面的、美好的世界。

但更多的是还在挣扎的人。8月底,失败了四次的周忍冬,第五次重新坐回了自习室的位子上,深呼吸,翻开书,新的长征又开始了。他选择的座位是固定的——正对着窗户,一抬眼,可以看到门外的那几棵高大、碧绿的法国梧桐,每隔二十分钟,他都会抬起头,看一会儿树,再埋头读书。

周忍冬说,“只要看到绿色,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希望”。

▲ 忍冬拍摄的窗外绿意。图 / 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除杨沂硕外,其余均为化名)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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