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峰们”行为背后的一种经济学分析
除了诱发犯罪，性产业更严重的外部效应是伦理问题； 性产业悖德，主要是因为它的非法性、经营场所的隐秘性，以及它兜售的廉价快感
文 | 慕容雪村
按：9月11日，北京警方通报在侦破一起违法犯罪案件中，将演员李某某查获，该人对这次嫖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其已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后经证实，李某某为李易峰。
此前，已有数位男明星因嫖娼被行政拘留。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从嫖娼行为到婚姻生活，一举一动受到社会关注。为什么一些男明星会做出嫖娼的行为？为什么有的人选择单身维持恋爱关系但不进入婚姻？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这些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行为逻辑？本文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如有不妥，欢迎指正。下为正文：
波斯纳（美国著名法学家、经济学家，法经济学开创人之一）说，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知道茱迪·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也不会跟她上床，这事风险太大。这说明做爱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有需求，有供应，有风险，有收益，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断定：上帝目光所及，皆可交易，那么毫无疑问，深藏床帷之后的性爱和农贸市场上的萝卜具有某种共性，这也符合波普艺术家们的价值观，1954年艾伦·金斯伯格接受记者采访，说世上并无尊卑，如果有不平等，那也只是价格上的不平等。
我觉得既然谈到价格，那其实还是一种平等——钞票面前人人平等，比如香港的淫媒组织就曾经列过一张菜单，把演艺界的女明星一网打尽，我心中的那些偶像，从清纯玉女到三级肉弹，谁值多少钱标得清清楚楚，如果我手上有一亿美元，那感觉就像走进了超市。
不考虑宗教信仰和道德的负面影响，那么一次单纯的、形而上的性爱就是一个契约，酒店里的桑拿小姐问先生要不要服务，可以视为一个要约邀请，至于老婆掐着老公的脖子发令：官人，我要！就明显是一个标准合同，不明白标准合同的朋友们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你反对手机双向收费，也不满意网络运营商的服务，但你还是要入他们的网。
合同订立后的性爱像一单混合了FOB和CIF特征的国际贸易。
FOB的意思是船上交货，货物在越过船舷之前，发生任何毁损灭失、遗弃泄露都不能算是交易成功，失败后的男人们一个个垂头丧气、额头冒汗，这充分说明做爱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而“哪里有风险，哪里就有保险”，于是就有了杜蕾丝、拉士丁和杰士邦这些品牌，根据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论题”，我们可以断定杜蕾丝和人寿保险行业做的是同样的生意，而第一个把避孕套叫做“保险套”的人堪称伟大，他要不是天才，就一定是个经济学家。
CIF术语指的是货主承担成本、保险费和运费，所以到药店里买避孕套的大多都是男性，交易过程中，出力最多、忙前忙后的大多也是男性，货主嘛，规定要承担运费的。
如果探究到细节，性爱合同比其它合同更加完备：除了交货、验收，它还有交易后的信息反馈机制，电影《一声叹息》里，张国立问刘蓓：好不好？刘蓓娇喘一声：好死了。看得人心潮激荡。当然，这种反馈机制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完全对称，上海有个美女写了一篇文章，大标题就是：《伪装高潮也快乐》，这明显是在号召提供虚假信息，这种作法如果被会计师事务所学了去，必然会引发信用危机，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我在此要引用的第二个案例是美林证券，这家世界闻名的证券公司因为提供虚假投资评估，2002年被罚了一亿美元。
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性像一块永远嚼在口里的口香糖，它的好处是随时都有东西让你咬，不至于空虚，不至于闲得牙疼；缺点是越嚼越无味，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七年之痒”的说法，不仅说明消费者对单一产品、无差别服务的厌倦，也证明了性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效用递减：最开始拉拉手精神抖擞，亲一下浑身颤抖，但后来拉得越多、亲得越多，这事就越没有吸引力。
美国一个无聊的民间调查机构统计了三百多对夫妻的睡姿，最后得出结论：婚龄半年以内的夫妻，大多是面对面搂抱着睡，婚龄超过2年的，几乎百分百是背对背睡。这些姿势和体位，我们可以看作是人性化的市场需求信息。
哲学家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薛兆丰说婚姻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这些都说明婚姻是一个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与单干户相比，优势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成本小，没结婚的两个人需要两张床，结了婚就只需要一张；二是可比价格低，香港报纸上有很多色情广告，广告卖点多是皮肤、身材，或者武功，从来没见过有小姐宣称自己价格低，“跳楼价、大出血、拆迁甩卖”什么的，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老婆是不用花钱的，所以只好在差别化服务上做文章。
性市场大概是唯一一个供应不足的买方市场。一方面，小姐们纷纷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另一方面，体制内外的男人们都在进行着DIY。我表哥那时候曾因为“投机倒把”坐了几年牢，出来后赚了一点钱，据说养了好几个二奶，然后我表嫂就开始留指甲，时常偷袭他。这两种审判说明投机倒把始终是一种背德恶行，而走私更加不可饶恕。但根据我表哥的供述，他也确实值得原谅，我表嫂出身名门，教养过人，对做爱有近乎苛刻的要求：要洗澡，要关灯，要遵循法定程序，要正面交流，决不可暗度陈仓等。这大大提高了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高关税壁垒，我表哥不懂经济学，他用最朴素的话表达他的意见：真他妈没意思。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利润问题。
张五常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说交易成本越高，人就越穷，交易成本降低一点点，人民生活就会快乐很多。这话简直就是我说的。法国人心中的完美妻子是“客厅里的贵妇、卧室里的荡妇、起居室里的仆妇”，这其实也是在响应张先生的理论：降低交易成本。我表嫂因为她长期供应的质次价高的性产品，终于在1999年被我表哥取消了交易资格，他们离婚了。这对我这个一直持币待购的投资者，是一个沉重打击，从那以后我见人就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此前有“换妻俱乐部”的报道，我这个人有点趣味低下，遇到这样的新闻，总要反来复去地看。《圣经》上说“亲近邻舍之妻的，不免受罚”，所以搞换妻俱乐部的这些家伙，最后全都被捉将官里去，打板子，捱班房，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没资格参与这种非法活动，见了总不免有点幸灾乐祸。
换妻这事可以算是一种等价交换，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交换是一种增值行为，农民拿粮换布，是因为他织布要比种粮食花更多的时间，这种交易让他节约了时间。由于没有人想作亏本买卖，所以换妻肯定也是一种增值行为，前面说过了，夫妻之间有个“性的边际效用递减”问题，“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而换妻则可以解决生产中的设备老化问题，以自己的不新鲜换别人的新鲜，使效用大大提高。萨缪尔森有个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在欲望不变的情况下，效用越高，就越幸福。所以换妻事实上是一件幸福的事，但这结论显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
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帕累托优化”，是指在资源分配中，不损害他人福利而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1980年华罗庚数学竞赛有这样一道题目：大家排队取水，桶各有大小，怎样排列才能保证总体效率最高？答案很明显：小桶在前，大桶在后。但这损害了大桶者的利益，所以它是一个伪帕累托。阿瑟·奥肯1975年的“漏桶试验”，损害富人的利益来帮助穷人，是另一个著名的伪帕累托。照我看，世间真正的帕累托优化不多，而换妻就是一个。它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大家自愿，换过后也不影响使用，但每个人得到的效用都大大提高，当然这里必须排除性病传染的因素。
几单位的性资源换一辆保时捷，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值，也付不起，香港某位著名女星还换了一套几千万的豪宅呢，你怎么说。不过这也正常，交换总会有价格问题，电影《不道德的交易》中，黛米·摩尔的老公拿她换了一百万美元，事后十分痛苦，觉得这生意不划算，如果他换来的不是一堆钱，而是别人的老婆，想来就会好过一些。
换妻应该算是男人的恶行，网上有些女网友评论，说这样的男人真恶心，拿老婆当玩物。这话看似偏激，实则非常接近真理——性其实就是种物权。物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你买了一只锅，这只锅就只属于你自己，别人不能轻易碰。性也是这样，尽管老婆大多时候都闲着，但谁也不会让别人轻易使用，也许变态会这么干，但我从没见过。再说说网上评论的事，女网友评论完了，有个男网友在后面骂，骂得十分提神：你们怎么不说那些当老婆的，她们不也在换夫吗？
当然，换妻这事最终是个道德问题。经济学要不要兼顾道德，这事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吵个不停。但道德这东西谁能说得清呢，除了上帝。宗教主义者认为上帝是人类最终的理性，这话可以跟波斯纳那句“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联系起来理解。《圣经》里是这么说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值得称赞。”这话有点费解，如果我有个老婆，让她怕耶和华我没意见，但非要她敬他爱他，我就觉得他是在占我便宜，单方面的我不干，要就换妻。
按古龙的说法，性产业是最古老的职业，“堪为百代祖师”，那时候没有钞票，人们拿贝壳换粮换米，我怀疑有些人收藏贝壳就是想回到原始社会。根据伪学者慕容雪村的考证，“性”这东西可以算是另一种贝壳，每一单位的性资源换多少张狍子皮，换几捧高粱米，大概早有定数。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性依然是万能结算工具，可以换彩电，换房子，换工作，换城镇户口，有个美女还拿它换了一个法官当。所以英国前首相狄斯赖利说“货币是唯一比爱情更让人发狂的东西”，这里的“货币”如果不是指性资源，我就觉得不大好理解。
站在动物的立场，人类的性压抑、性苦闷实在是不可理解，1993年春天我去北京动物园玩，看见一只老虎四脚乱跳，咆哮不止，据说是发情使然。想想这些动物们也真可怜，一年只有那么一季，还不容易遇见合适的对象，茫茫林海，真爱何求啊。人类就不一样，一年到头都不闲着，自带设备搞生产，方便又轻松，资源又丰富，没有稀缺性。
经济学中的“稀缺性”指的是对需求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不足的。这种理论应该不适用于性资源，人类的性需求十分有限，“百年三万日”，这数字大概可以算是人类的极限，即使威猛强悍如张伯伦，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与这有限的需求相比，人类拥有的性资源可以算是无穷无尽的，50亿人口中有一半都是异性，如果我们也是老虎，肯定用不着四脚乱跳，咆哮不止。
一个开放的性市场需要制定交易规则，这是套用康芒斯的话。为了避免性市场陷入萧条，政府应当以行政干预拉动需求，比如对性产业免税等等，这大概可以算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不过在现阶段的中国，康芒斯和凯恩斯们都无用武之地，性产业不合法，从业者只好在地下状态左躲右闪，偶尔生产，这显然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就像爱伦·坡的诗：被光明弃绝，向幽暗中寻找自我。这诗是我查字典翻译的，不知道译得对不对，但2000年我曾见过一个被收容的姑娘，她这样对警察说：找不到工作，摆个摊你们又要没收，不干这个干什么？那姑娘如果会用英文写诗，中国可能要多一位女文豪。
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有争论，反对者认为性产业合法化会导致伦理危机，上帝是这么说的，“妓女如深坑…她埋伏好像强盗，她使人多有奸诈。”上帝的比喻总是很形象。除此之外上帝还说了一句：“与妓女结交的，浪费钱财，”事实上有钱不用才是恶行，因为那将导致经济危机，否则政府拼命拉动内需干什么。
18世纪初，英国医生伯纳德·曼德维尔写过一首诗叫《蜜蜂的寓言》，说节约并非美德，奢侈浪费才是致富之道，这诗对凯恩斯有莫大影响，但明显跟上帝过不去，所以被禁了好几百年。反对者的第二个理由是性病，认为红灯区合法化就是性病泛滥的前兆，这话也有事实依据，比如泰国就有艾滋病泛滥的问题。
我个人倒是赞成合法化，但谁如果认为我这是为了自己嫖娼方便，我也无话可说。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既然不可能禁绝，不如拿它来赚钱。一个阵地，政府不去占领，黑社会就必然去占领。
至于“伦理危机”，我看就是个幌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蒂亚这样告诉阿廖沙：关于伦理学，我没法对你解释清楚。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所有解释不清楚的东西都会成为幌子，比如雷公电母、狐仙和柳树精，乡村巫医们靠着这些发了老鼻子财了，但最大的一个幌子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
再说说泰国的艾滋病，据我分析它不是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只是政府管理不当，如果不合法，可能传染得更厉害。众所周知，地下状态什么东西都传播得快，比如小道消息、黄段子……上世纪九十年代，荷兰鹿特丹曾打击过色情行业，结果政府税收锐减了几亿盾。
作为一名独身主义者，我坚决认为婚姻是个赔本买卖。
首先它的机会成本太高，我们形容某人得不偿失，常说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么结婚就是捡了一粒芝麻，却丢了一个谷仓。投资理论讲“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结婚显然是违背了投资理论，你把所有的蛋都放了进去，最后却未必就能孵出小鸡来，弄不好连蛋都要打破。广东曾有个案例：有个人在外面包了个二奶，老婆发现后怒不可遏，一刀将他的作案工具割下来扔进了马桶，连生产设备都报废了，可以算是鸡飞蛋打的典型。同例我们还可以参照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他曾一年要付给前妻300万美元，有一次差点就破了产。
说起婚姻的实质，连我这个独身主义者都替你们难过。人类的性供应时间不长，20岁开张，60岁打烊，也就40年左右，40年是14000天，按三天一次计，人一辈子能消费的性资源不过4600单位。如果不生孩子，也不谈爱情，那么结婚其实就是为了这4600次。“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细细分析起来这事其实并不怎么浪漫，白首偕老，终生相伴，不过是4600次活塞运动的另一种说法。
为了使问题更好理解，我们对结婚的成本进行实证分析：
一、结婚的直接成本。北京人结婚时，前来道贺的小伙子会这么唱：“结婚了吧，傻冒了吧，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可见结婚要付出50％的收入，即使离婚也要按这个标准来分割共同财产。根据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消费取决于人一生的收入，我们假设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工作40年的总收入是48万。48万一半自己用，一半拿来跟老婆换那4600次，平均每次也就是52块多。在这个问题上富人比穷人吃亏更大一些，如果月收入一万，那么性交的单价就是500多，所以富人容易包二奶，因为每多包一个，他的成本就会降低一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决定夫妻关系并不是所谓的道德伦理，而是供需关系。如果你不巧是比尔·盖茨，那就太惊人了，按上述计算方式，你跟老婆亲热一次的价格是1100万美元，这钱如果买成猪肉，可以买16000000斤。
二、结婚的间接成本。胡塞尔说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结婚的，这说明结婚要损失自由，裴多菲有诗道：为了自由，生命也可抛，爱情也可抛，可见自由是无价的，除了这无价的自由，你还必须在婚姻生活中花费大量的个人时间，比如陪老婆逛街，或者陪老公打麻将，这时间也是金钱；有人婚后感情不好，喜欢跟老婆吵架，说不定还要发生武斗，但不管是打坏了老婆还是被老婆打坏了，都要付出修理成本；如果被抓伤了脸，还要编谎话请假，产生误工成本；如果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你可能要磨破几双皮鞋，经济学中把这种成本叫做“皮鞋成本”。
这么说来，婚姻就是一个大竹杠。批发本来应该比零售便宜，我们都知道商业采购的原理是“批量越大，成本越低”，现在可好，你一下子全包了，结果还被人狠狠敲了一竹杠。
当然，婚姻还有其他的价值，比如社科院的一个博士就说婚姻是人类繁衍的工具。我不大赞同这种说法，据我所知，人类繁衍靠的是性器官，而不是靠结婚证书。照我看，婚姻不仅不能保证繁衍，反而大大有害于人类繁衍，我们都知道杂交水稻好，不仅长得壮，产量也高，五八年的时候据说一亩地能打几十万斤。而结婚即使有一千种好处，也掩盖不了这个致命的缺点：在婚姻的稻田里，你永远没法培育杂交品种。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之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怎样增加生产，避免出现饥荒。性爱市场也会产生供应不足的问题，对男性来说，女方不断提升的性技术、不断扩大的性需求真是个灾难。据说有个丈夫天天在汤里放安眠药，让老婆一吃完就呼呼大睡，不去想性供应和性需求的事，这法子可能有效，但实在是有点缺德：你万一把人家吃傻了怎么办？
供应不足如果严重了就会发生饥荒，有饥荒就会有逃荒者，这事就叫红杏出墙。平常人们对逃荒者总是很同情，但对性爱逃荒者，人们却一直都很鄙视，说她们淫荡、道德沦丧、不守妇道，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潘金莲，人家不过就是在饥荒时吃了几口别人家的饭，就被道德学家们骂了一千多年，骂得人人自危，连慕容雪村这么大胆的人都有点害怕。这事跟国企改革差不多，说到底还是一个产权不清的问题：潘金莲有没有权利按照供需状况分配她的性资源？或者说，究竟谁是潘金莲性工厂的真正所有者？是她自己，还是武大郎？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武大郎最多只有经营权，但你们非要连所有权都夺去，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猫腻，建议清河县反贪局介入调查。
我在企业里管过采购工作，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选一家固定的供应商，定点采购的好处就是成本低、供应及时。但如果这家供应商供不上货，那我就要多找两家，这和潘金莲做的没什么区别，也没见谁说我淫荡或者道德沦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同情潘金莲，她和我一样都是优秀的采购员，关注采购质量，寻求足量、及时的供应，但我又加薪又升职，过得滋润，潘采购却被公安局长武松一刀砍了，其间的迹遇，真是令人不胜嘘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说也奇怪，性工业应用科技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反而是为了降低生产效率。说起“效率”这个词人人都明白，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比的是谁更快，而在性爱问题上，人们却总想用最长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比的是谁更慢。
经济活动会产生外部效应。关于“外部效应”，可以这么理解：比如办教育，除了能赚钱，还能提高国民素质，这“提高国民素质”就是一种外部效应，它是好的，所以叫做正的外部效应。
开化工厂要污染大气，这是坏的，就是负外部效应。工厂污染大气，这是政府要管的事，所以要对化工厂额外收税，这种税最早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来的，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庇古税。
我们的主旨是谈性。性产业的负外部效应十分明显，澳大利亚曾有家妓院上市，我到他们的网页上浏览了一下，发现满页都是黄色图片。我这个人虽然趣味低下，自制能力还是有的，所以看了也不会出什么事。换了是个没有自制能力的人，说不定就要跑到大街上骚扰妇女，这事我看就该算到妓院头上。
除了诱发犯罪，性产业更严重的外部效应是伦理问题。伦理是人间正道，不管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反对色情，如来讲不可邪淫，耶酥说不可亲近妓女，安拉更彻底，连妇女穿高鞋他都会不高兴。在这个问题上三位神仙站到了一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色情事业，不过照我看也没妨碍了它的兴旺发达。
性产业悖德，主要是因为它的非法性、经营场所的隐秘性，以及它兜售的廉价的快感。根据司各特·埃里金纳的理解，肉体的快感是人类独有的，肮脏也是人类独有的，与完美的上帝无关。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肉体的快感是肮脏的。由于性产业拿金钱换快感的经营方式，而金钱是亵渎灵魂的东西，这就不仅是肮脏了，简直可以说是罪恶。
我不是清教徒，没有代上帝宣旨的义务，所以上面这些话只是随便说说，当不得真。因为性产业的严重的负外部效应，各国政府都制订了措施，限制它的经营规模，另外还要额外征税，我们前面说过了，这税叫做庇古税。有的地方采取的是征收管理费的方式，这管理费也可以算是庇古税。我有个朋友特别没文化，有一次我跟他谈起这个税，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这税好，这税好，卖屁股嘛，当然要收屁股税。仔细想想，这话可能比任何经济理论都接近真理。
“做爱”是个动宾词组。根据我的观察，男性和女性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大一样，男性偏重于那个动词，女性偏重于后面的名词。由此引发的逻辑是：如果“做”是重要的，那么跟谁“做”就可以忽略；反过来，如果“爱”是重要的，那么显然只能跟固定的对象“做”。
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性解放”的理解。一谈性解放，很多人都要皱眉，说那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的象征，这明显是把“性解放”跟“性泛滥”混淆了。事实上性解放是一个挺不错的事，第一是消除性别歧视，第二是把人从宗教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让性真正成为取悦身体的工具。这两件事哪件都不坏。
有个保守主义学者反对这第二条，说性应该与婚姻有关，是人类自我繁衍的工具，我觉得这其实是在把人当骡子看。如果只为了生孩子才交配，那么人跟牲口有什么区别。我说这人应当被送到维多利亚时期去，众所周知，那时候连鸡胸脯都不准说，叫做白肉。丘吉尔就犯过这个错误，被一位夫人斥责，后来他给这位夫人送了一朵兰花，说如果你将它别在你的“白肉”上，将是我莫大的荣耀。
再说说“做爱”这个词，如果光"做”不“爱”，那么它有一个大概的价格。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从几十元到几分之一辆保时捷，不同类型的的产品有不同的价格策略。“爱”字就要复杂一些，有人说它是无价的，有人说它其实也很便宜，根据贝克尔的观点，万物皆可交易，既然什么都可以交易，那么就没有无价的东西。但究竟爱情值多少钱，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们还是要进行实证分析。
在实际调查中，我拿这个问题问过6个人：假设你很爱你老公（或老婆），给你多少钱，你会背叛他（或她）一次？这背叛当然是指身体上的背叛。从100万开始，所有人都点头；到50万，有一个人表示不行，这说明她爱她老公大于爱50万，但小于爱100万，我们取中间值：75万；到20万，又一个人表示不行，那么她的爱情大约值35万；再往下问，在10万元价位上有两个人退出，我们算作是两个15万；等到了5万元，最后的两个也无法接受，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是两个7万5。
这六位女性的爱情总值是155万，平均价格是26万不到。她们都是白领， 26万相当于她们47个月的收入。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上面提到的价格不是纯粹的零售价，而是一种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26万，她们必须抛弃些别的什么，要承担风险，如果被老公发现了，不仅要失去老公的爱情，还要失去老公能给她的那一部分钱，如果这钱大于26万，那么此人的爱情很可能就是个负值。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叫做负价格；用商业术语讲，叫做无偿赠送；用我们的俗话说，这就叫倒贴。一钱不值。
我是在深圳进行上述调查的，深圳物价指数之高，是谁都知道的事实。如果换在别的城市，这价格很可能还要打折。我们甚至可以根据全国的物价水平，列出一张爱情价格表，沿海富庶地区的爱情贵一些，内陆穷一点的省份就便宜一些。所以内地的漂亮姑娘都爱找沿海的男人，用经济学的术语讲，这就叫做要素禀赋。
这种统计肯定不够严谨，但可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爱情是有价的。另外，爱情肯定与一个人的收入水平有关，收入越低，爱情就越便宜，只有亿万富婆的爱情才可能价值连城。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是个双务合同，光剃头挑子一头热还不行。即使一个人的爱情价值连城，如果她老公拿着不当一回事，那买卖还是做不成。
这种结果很难让人接受。在我们的观点里，爱情是无比美好的东西，它甚至是我们俗世生活的信仰，怎么可以像萝卜白菜一样，摆在柜台上任人挑拣？怎么可以用钱来衡量，有钱人拿贵的，而我们穷人，就只配拥有那些一钱不值的烂货？它应当超越金钱啊。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身体的偶尔出格是否就等于背叛爱情？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上面的分析就不能成立，那个26万就不是爱情的价格，而是婚外性行为的价格。如果坚持认为两者是一回事，那么毫无疑问，你的爱情即使超越了26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谁还没见过钱啊。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身体的放纵算是背叛爱情，那么思想上的放纵是不是就更严重？我在四川的时候学会了一个词，叫打望，打望就是在街头观看美女的意思，我承认我在打望时有过非份之想，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这就叫做亵渎爱情。打望这事不大好管，除非你每次上街都戴个眼罩。话说回来，如果连打望的权利都取消了，那还真不如直接给我一刀。
翁倩玉唱道：爱是love，爱是amour，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要我看，如果正大的爱情真是那么美，那一定跟性无关，不会因为偶尔的放纵就收回去。否则那就不是无私奉献，而是倒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