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公务员的铁饭碗，我又活了

刘一言当了七年的在编教师，在决心离开时，她打算写点东西，她在小红书上发出邀请，一下找到了三十多个人。简单访谈后，刘一言发现，大家离开体制的理由大同小异：钱少、事多、关系复杂。“体制有太多局限。”对于有野心的年轻人来说，体制没有带给自己足够的成就感。

文 | 劳骏晶

来源 | 看天下实验室（ID：vistaedulab）

一份不合适的工作似乎会改变一个人对空间的感受。

对陈慧来说，北京太大了。她就职于北京近郊的人力社保局。从这里到市中心，开车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下班朋友会约着聚餐，但经历一天工作，她实在没力气去赶这一小时的车了。这城市大到她无法与朋友相处。

对丁宇舟来说，江西县城老家又太小。从他就职的党校到他家附近的那条老路，一路风光好像亘古不变。

这让他觉得十多年在外的求学工作好像丧失了意义，自己只是在原地打转。

如果这是一份普通的工作，离职倒也不需过多犹豫，但如果这是一份你曾挤破头，打败了几十上百人才获得的“铁饭碗”，那么离职成本足以让人心生畏惧。

尽管这是一份让大多数人艳羡的饭碗，但对当事人而言，它有时候过分大，反衬得自己只是奔波其中的一颗螺丝钉，但同时又过分小，让他们受困于周遭环境的平凡单调。

▲2017年7月27日，河南省郑州市。白蕊放弃了事业单位待遇，辞职学习瑜伽，只因为自己喜欢。（IC photo 图）

于是，带着对未知的期待和恐惧，他们决定离开这个全国最庞大的体制。

据人社部公布的《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全年辞职的公务员有1.2万人，仅占总额的0.2%。

疫情之下，稳定变得尤为重要，考公的热度更是逐年攀升。此时离开体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任性。但有些人，就偏偏要逆着人流，走出自己的路。

1.

/ 一件不可言说的事 /

陈慧离职的决心是在病床上下的。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医生下针时不算轻柔的手法，爷爷奶奶年纪的病友们，就连消毒水的味道似乎都在冲她叫着：“辞职吧！辞职吧！”

她已经在社保局干了十一年了，而且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

医院康复科的生活格外单调，早上六七点，她会被第一针扎醒，打针输液，望着天花板，吃午饭，在大夫针灸治疗时狠狠哭一场，就到了晚饭时间，然后早早入睡。

陈慧觉得，再这样下去，未来也会跟这阵子的医院生活一样单调。她每年参与做北京市的几个大活动，春夏时忙求职招聘，秋冬则组织其他活动，像四季轮替一样规律。

她决心离职。

不过面前最难过的关卡不是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不是领导的规劝，而是她妈妈。

以往陈慧偶尔提及想辞职，她妈妈会直接掐断话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个话题不用继续讨论了。”

这次陈慧决定抢先把话说了。她给妈妈写了一份辞职报告，跟交给单位的那半页纸的辞职报告不同，这份有精致封皮的辞职申请书共四页半A4纸，用4号仿宋体写满，上面有她辞职的理由，还有她未来工作的商业计划书。

趁着妈妈和闺蜜出去泡温泉，陈慧把辞职信拍在客厅茶几上，然后跑了。

妈妈回到家，看了眼封皮上的标题，没有打开，只给女儿发了个微信：“知道你现在也不开心，这事你也想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我岁数大，你也这么大了，你想干吗干吗吧。这种事情以后就不要再讨论了，就让它慢慢淡化吧。”

在母亲看来，女儿离开体制这件事，需要花点时间去消化。公务员的工作有诸多好处：稳定、体面、不会过分辛苦。对很多父母辈的人来说，放弃做公务员简直意味着放弃了安稳的人生。

离开体制的人大概都受过来自家人、朋友或者同事的质疑。

▲《生之欲》剧照

张澈在一个国家部委工作了五年，最终决定离开时，不同层级的领导轮流找她谈话，试图劝阻。

在单位，不太熟的同事也会突然拍拍她的肩：“听说你要离职了？出什么事了吗？”

有人要从一个这么受人艳羡的单位离职，是个自己长腿的大八卦。

张澈说，她长期处在一种缺乏认同感和成就感的郁闷中。她刚考上这个部委时，坐公交车经过，朋友指着这栋宏伟的建筑问她：“你以后就要在这个大院工作了吗？”张澈与有荣焉，但那是短暂的与有荣焉。

她的同事有各个年龄段的。张澈发现，在国家部委，60后感到荣耀，70后是兴奋快乐，因为他们在入职时就能被分配到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从80后过渡到张澈这样的90后，时代给予的快乐几乎完全消散了。

“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

2.

/ 想当市长的螺丝钉 /

“在北京当公务员，其实是有面子的一件事。但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这样说，有点丢人，我不愿意说。”陈慧说。她身边没有朋友做公务员。朋友们似乎都在做一些冒险的事，在企业打拼、创业，这显得挺酷，而陈慧却远离风险，朋友问起在忙什么，她也不知从何讲起。

陈慧刚进单位的第一天，就觉得与这里格格不入。

她刚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就顺家人要求考入公务员。

单位里都是比她年长很多的同事，穿西装裤、白衬衫。而刚入职的陈慧，穿着黑色紧身毛衣、红格裤子和一双过膝靴。

她显得太有个性了，以至于第一天就有人问她，“你是不是做一年半年就辞职？”

体制内并不是她来之前所恐惧的样子：人心在争斗、身体则喝茶看报，干着最简单的事。这里工作很忙，同事却都挺单纯的，大家的幸福指数很高，没什么野心。

▲《创业年代》剧照

这样的环境仍然不是陈慧喜欢的，她连融入其中的努力也没怎么做过。这没什么波澜的平稳生活让时间的流速变了，陈慧已经不知不觉干了十一年。

丁宇舟则只在家乡的党校办公室做了一年出头。他走的时候就和来的时候一样，对要成为一个螺丝钉始终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毕竟，他从小的目标是当市长，干大事。

丁宇舟是在2021年开始考公务员的，那时候疫情严重，不管是刷抖音、看知乎，网络社区里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在提醒他，考公务员才是最好最安全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丁宇舟心里，一直有一些从历史课本里积攒起来的雄心壮志，学而优则仕。

他在香港浸会大学念完研究生，又在大湾区工作了四五年，带着这样的简历回到家乡，丁宇舟的踌躇中藏着宏愿。他希望未来能当上市长，建设家乡。

但一入职，丁宇舟就意识到，办公室的工作可能无法培养出一个市长。工作没多久，丁宇舟和同事们欢送一位领导正式退休，他退休时的职级是一级主任科员。而这个部门最大的领导也只是正科级。

丁宇舟始终有点愤愤不平，他带着梦想而来，抱负却无处施展。他甚至都没有时间来抵抗平庸。作为唯一一个研究生，又是新来的年轻人，丁宇舟要做别人两倍的工作，写文件、准备课程，甚至连财务工作也交给了他。这在领导看来，都是对年轻人的历练。

3.

/ 夹缝之中 /

刘一言当了七年的在编教师，在决心离开时，她打算写点东西，采访一百个离开体制的人。她在小红书上发出邀请，一下找到了三十多个人。简单访谈后，刘一言发现，大家离开体制的理由大同小异：钱少、事多、关系复杂。“体制有太多局限。”

对于有野心的年轻人来说，体制没有带给自己足够的成就感。于是，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细节就被放大了。

丁宇舟在家乡的日子变得琐碎且难熬。党校里老干部都能言善辩，谁都能抓着他上一节思想教育课，讲讲党史故事，鼓舞他要向组织证明自己的价值。

领导还会带着他去喝酒，据说这是对高学历年轻人的重视。酒桌上，领导眼神一瞟他，丁宇舟就知道，得自己站起来挡酒，替领导喝了。他有这样的眼力见儿，但实在很痛苦。在此之前，他可是在广州喝凉茶的。

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尤其难忍，在外工作时，丁宇舟一年挣二十多万元，回到这里，每个月他工资卡上只会多三四千元。

▲《创业年代》剧照

这份工作让他突然发现原来家乡这么小。这五十万人的小城，只有几条马路串起的闹市区。他想喝双皮奶也无处可买。小情侣们只能在公园和电影院约会。他甚至没有朋友，因为能考出去的初高中同学，都出去了。

就这么一个小城，困住了他一年多。他喜欢旅游，现在却连出城走走的申请都被领导驳回了。

丁宇舟还是典型的不服管，开会时理念不合，他会直接说出来自己的不满。在一次试讲不过被批评后，丁宇舟冲领导发了火，他觉得领导们没有稳定的评判标准，前一个讲得这么差却被允许通过了，而自己表现好得多。

那阵子，他好像被挤在了夹缝之中。朋友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广州的生活回老家，亲戚们则不理解，回家当了公务员是一件多体面的事，可为什么他看起来还是不快乐。

每天早晨，张澈精疲力尽地奔赴那个令人艳羡的部委大楼。当她走到站台等待地铁时，对面的一幅海报总会映入眼帘，上面写着王尔德的名言：做你自己，因为别人都有人做了。（Be yourself; everyone else is already taken. ）

每次看到这幅海报，张澈就会瞬间收获一点释然和一点勇敢。她终于攒满了足够的力量，决定离开在别人眼中都觉得不错的单位，去更大的世界探索自己。

4.

/ 奔赴未知 /

“进入体制之后，要有两种思想准备，一是熬，二是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说。

竹立家解释，在体制内，提拔不能按个人的规划来。年轻人要学会在杂事杂务、难事难务中努力工作。面对领导批评、同事指责时，也要学会冷静，不在情绪化状态中做决策。

对于熬不下、忍不了的年轻人来说，离职也是一个选择。其实体制外，是一个更加巨大和复杂的天地。

让张澈下定决心的，就是这种未知。她需要摆脱她想象中的既定未来图景。

▲《追梦》剧照

张澈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在这个部委干到50岁以后的生活：经过一边摸鱼一边工作的小半生，她成为一个毫无斗志的小领导，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泡杯茶，然后看看新闻。领导带来一个新入职小姑娘，请自己带带她。自己就指点指点小姑娘写文件，然后把文件原封不动交给领导，一边说现在年轻人真厉害，一边等领导自己动手改文件。等下午五点，她就准时下班，去接孙子孙女。第二天一早来，继续泡杯茶。

平静的一生指向这样一个终点，张澈不愿意。她用离职换了一个看不清楚的未来。“让我不知道我50岁是怎么过的。它可能会更差，也可能会更好，我愿意接受这种挑战。”

离职以后的陈慧，变得更漂亮了，面色也变得鲜艳生动了。连带她妈妈的心情也好起来了，女儿是无法在母亲面前伪装的，现在的陈慧是真的快乐。

经过大半年的折腾，她在北京开了一间健身馆。她既然干了逆势而为的事，就要干到底。

陈慧的通讯录也活了，朋友们不再是其中一个个名字而已。下班后一个多小时的漫长车程不再成为她赴约的阻碍。她开始和朋友谈自己创业的事，大谈特谈，然后从聊天中撞出新的灵感。

未来会怎样，她不知道。“不知道，就意味着什么都有可能。”

丁宇舟又回了广州。想起当年离开时那个下午，他坐进高铁，看着火车一直开到夜色里去。天色越暗，他的心情也就越灰暗。那时候他就在忐忑，老家的公务员适不适合自己。

现在，他用一年的时间证明，不适合。在广州找工作很顺利，他同时拿到了一个央企和一家小型创业公司的工作offer。

丁宇舟选择了创业公司。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陈慧和张澈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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