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辞职、卖房、欠债60多万，只为找到儿子！可儿子寻回后的眼神，让他决定提起诉讼→

“走在路上（找儿子）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对一个家庭是致命性的打击，谁来承担这些损失？”

这是申军良这些年寻找儿子申聪时反复追问的问题。

2022年11月14日，随着一纸《执行裁定书》的送达，答案尘埃落定。

这份来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显示，经核查，被执行人中的周容平、陈寿碧二人在贵州省遵义市共有一处房产，该房产将被拍卖。拍卖所得的部分款项将用于对申军良夫妇的民事赔偿。这意味着，备受社会关注的“申聪案”二审判决中的民事赔偿部分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2021年年底，“申聪案”二审宣判。刑事部分维持此前一审判决，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张维平、周容平死刑，杨朝平、刘正洪无期徒刑，陈寿碧有期徒刑10年；民事部分则判决五名被告人连带赔偿申军良夫妇39.5万元。

申军良夫妇

“在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支持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并无前例。我们是第一个申请的，也是第一个获得支持的。”收到《执行裁定书》那天，申军良通过电话兴奋地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申军良坚信，他的坚持在为寻子群体迈出鲜有人走的重要一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提起这样的合理诉求。”

11月14日，申军良收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的《执行裁定书》。受访者供图

散尽家财的寻子路

直到如今，申军良依旧可以清晰记得第一次带被寻回的儿子回家时的那种无力感。

2020年1月，申聪终于被警方找到。同年3月7日，在广州警方的安排下，申军良夫妇在广州见到了失散15年的儿子。

申军良特意选了晚上带申聪回家。上楼前他又强调了一遍，“儿子，咱家什么都没有。”

转动锁芯，一个平日里轻巧的动作，那一刻异常沉重。申军良忐忑不安，他害怕申聪嫌弃这个家穷，“像一个人有缺陷，不想让别人知道。”

拉开门，只见水泥地，灰扑扑的墙壁，客厅里只有几个小板凳。一间几乎毛坯的房子。申军良在儿子的眼里读到了吃惊。

这个家为了寻找失去的孩子，已经倾尽所有。申聪出事那天距今已近18年，那是申军良一家噩梦的开始。

2005年1月4日上午，申军良的妻子于晓莉正在广州增城的出租屋内做饭。突然，两名陌生男子携带透明胶带、辣椒水等工具闯入，将于晓莉的手脚捆住，又用透明胶带封住她的嘴，把袋子套在她的头上，强行抢走了床上不满一岁的申聪。而后，他们通过中间人“梅姨”将申聪卖给了买家。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小康之家遭受重创。“申聪被抢前，我是沿海城市港资企业里最年轻的管理者，当时我有着令绝大多数人羡慕的工作和薪水，我的家庭已经提前进入了小康生活。”申军良回忆。申聪被抢以后，寻找儿子就成了申军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他辞去了工作，一个人辗转各地寻找申聪。他悬赏20万元收集线索，在大街小巷张贴寻人启事80多万份。即便申家陆续卖掉了老家房子等几乎所有能够变卖的家产，仍然欠下60多万元的债务。妻子于晓莉整日以泪洗面、精神恍惚，后来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这样的家庭境遇维持了十多年，在2020年申聪回家之后，申军良迫切地想要改变家中的经济状况。

他信心满满，在他看来，扭转家中困局，找到工作，还清60万元外债……只是时间问题。他还和申聪约定，“一年后，你搞定高中，我把家里变个样！”

然而一年后，申聪的成绩如约提高，申军良却无法兑现自己的约定，他找不到那个“突破口”。

济南有两位公司老板信誓旦旦允诺为他找一份月薪8000元的工作，还带着媒体前来宣传。媒体散后，那两个老板都不见了踪影。

一位外地的国企人事领导给申军良打电话，劝他现实些。当晚，申军良决定开始做代驾。可是每月4000多元的代驾收入远不能支撑一家五口的开销，他希望再找一份白天上班的工作，能让自己学习新的技能和经验，而这并不容易。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些年来荒废得太多。”

他的某些习惯似乎还停留在从前，比如日复一日地去劳务市场填表，在街上寻找招聘广告，直到有媒体记者来采访时帮他优化简历，下载了求职应用。随后20天里，申军良海投了200多份简历，却没收到一个面试邀约……

十多年前，申军良是走路带风、月薪5000元的车间主管；走在寻子路上，他是倾尽家财不肯放弃的父亲；找到儿子后，他似乎成了一个普通、苦闷、迷茫的中年男人。

2021年5月5日凌晨，申军良还在街头游荡，继续等待代驾的单子。王倩 摄

“谁来承担这些损失？”

让人贩子赔钱——申军良是在6年前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想法。当时，他对赔偿款的预期很乐观，这件事的动力，“来源于一个父亲心中的愤怒”。

2016年3月，距离儿子申聪被拐后11年，周容平、张维平等5名案犯才终于落网。彼时，申聪仍然下落不明。

寻子心切的申军良一连聘请了两名代理律师——在当时，追究人贩子的刑事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但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却没有先例，申军良也毫无把握。“当时人贩子落网了，可孩子还没找到，我真急得不行。走在路上（找儿子）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对我家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我还有继续找多久？谁来承担这些损失？”申军良回忆。他在律师的帮助下，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

2018年1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5名被告人被认定犯拐卖儿童罪，共牵涉被拐儿童9人。张维平、周容平被判处死刑，杨朝平、刘正洪被判处无期徒刑，陈寿碧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可与此同时，申军良夫妇提出的300万元的民事诉讼请求被驳回了。一审宣判后，申军良夫妇和5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诉。

申军良的代理律师刘长分析了当时一审判决驳回申军良夫妇民事赔偿请求的原因：其一是主体资格问题，即判决书中所写的“被害人申某至今下落不明，其所受损失情况目前无法查明，因此，被害人申某的父亲申军良、母亲于晓莉现不能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二是因为缺乏相关的票据等证据。

申军良没有丝毫放弃的意思，他尽力想要够上法律需要的那些条件。对于一审法院提出的，申军良夫妇未提供相关的诊断证明、票据等证据，刘长系统梳理了提出赔偿金的依据和相关证据，包括能够用于证明申军良夫妇的误工费、于晓莉的医疗费以及申军良寻子多年所产生的实际费用的证据。

“除了一审已经提交了河南省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二审开始前我们又搜集了相关的损伤、误工等产生的票据。同时，我们还检索了大量的判例，为法院支持本案的民事赔偿提供判例依据。”刘长介绍。

从一审的民事赔偿诉求被驳回后，申军良开始特别注意在出门寻子时积攒各种的票据。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申聪在2020年初被寻回以后。“被害人申聪已经找到，二审中申军良、于晓莉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诉讼主体已不再存在任何问题。”刘长说，“此外，申某的母亲于晓莉在本案当中是双重身份——既是拐卖儿童案件被害人申聪的法定代理人，同时也是拐卖案件当中的直接被害人，因为被告人在强抢申聪时，对晓莉进行了强行捆绑控制，因此，其诉讼主体资格更无问题。”

2021年3月26日，备受社会关注的“申聪案”二审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寻子15年的申军良和妻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张维平、周荣平等五名被告人赔偿相关开销、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481.39万元。

“我儿子申聪被拐走15年来，我一直在到处寻找，为此倾家荡产、负债累累……我老婆还得了精神分裂症。”在庭审现场，申军良曾数度当庭落泪，“这种骨肉分离之痛，真是痛不欲生！”

2021年12月10日，“申聪案”二审宣判。刑事部分维持此前一审判决，民事部分则判决五名被告人连带赔偿申军良夫妇39.5万元。

申军良翻看案件二审时自己做的笔记。王倩 摄于2021年5月

“标杆案件”

“申聪案”二审宣判后，申军良觉得扬眉吐气。可对于最终究竟能不能拿到这笔赔偿，他一开始却没抱太大希望。

“当时还没有调查到几名人贩子有可执行的资产，所以对于能否可以拿到民事赔偿这一块，我们起初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毕竟在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中，支持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并无前例。”申军良说，“我们提出民事赔偿时，更多的想法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可以给其他寻子家长们以启发，同时警示还没有落网的人贩子早日投案自首。”

2022年11月14日，随着一纸《执行裁定书》的送达，申军良一家的民事赔偿或将落实。

经过法院近一年的追踪核查，确认被执行人中的周容平、陈寿碧二人在贵州省遵义市共有一处房产，而该房产拍卖所得的部分款项就将用于对申军良夫妇的民事赔偿。

拍卖公告。受访者供图

收到《执行裁定书》那天，申军良在朋友圈向大家报喜，表达了对广东高院、广州中院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感谢，并表示：“虽然民事赔偿金额弥补不了人贩子对我们家15年间所造成的伤害，但是作为打拐案件判决中的标杆案件，从最初的公安部督办，到后来的广东省高院终审支持民事赔偿，再到现在的广州市中院执行法拍，都展现了国家各级有关部门对我们案件的重视与推进，让我们感受到了国家对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决心。”

这些年，无论在找到儿子申聪前后，申军良在寻子群里始终在场。

谁家孩子经历了十几年的辗转找回来了，他总会第一个站出来说一句“很激动”；哪个家庭拐孩子的人犯没有被严惩，他也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安慰战友、表达不甘心。“无处不在”的申军良关心这个圈子里“找到孩子前的事”也关心他们“找回孩子后的事”。

就在这次接受采访时，他还反复叮嘱记者，一定要提醒寻子的家长“想要提起民事诉讼，就一定要有意识地把寻亲路上产生费用的票据保存好”“如果法院驳回了你们的民事诉讼要求，一定要在一周内重新提出申请”。

事实上，“申聪案”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在寻亲群体中也确实产生了“示范效应”。

另一位为大众所熟知的寻子父亲孙海洋也向法院提出500万元的民事赔偿请求。“我参考了之前找回孩子的父亲申军良向人贩子提出民事赔偿的计算方法。”孙海洋解释。

和申军良一样，对孙海洋来说，获得赔偿金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孙海洋曾在今年6月15日晚一场直播里公开声明：“我提出500万元的赔偿，我知道他拿不出钱来。我的目的不是让他赔钱，我就是想让他下半辈子有还不完的债。”

和孙海洋结识十多年的打拐律师、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副会长张志伟说，在自己遇到的寻子家庭中，人贩子被捕后因为量刑拐卖罪的证据无从获取，最后被轻判的不在少数；此外法院审理判决受害家庭获得民事赔偿的案例特别少，所以很多家长虽然在人贩子落网后很想申请民事赔偿，都囿于现实条件放弃了，“人贩子钻法律空子，咬死不认自己当年的交易行为，最终以拐骗罪而非拐卖罪被轻判，刑事量刑尚且不重，民事诉讼之路阻力重重，这也会给找到孩子的寻亲家庭带来二次伤害。”

此番申家有望获得赔偿，在寻亲圈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正如刘长所说：“这应该是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拐卖案件当中，首例获得民事赔偿的案件，也是拐卖案件当中获得民事赔偿幅度较大的案件。这是申军良夫妇一直坚持的结果。”

申军良曾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他做代驾时，曾偶遇一位认出自己的当地法官。那位法官拉着他的手，不无感慨地对他说：“广东高院太给力了！”法官还告诉他，“申聪案”或被评为系统内的标杆案件。那一刻，申军良觉得自己迎来了这十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得意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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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册渊 杨书源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