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当语用“肄业生”，需要摒弃“路人心态”

刘海明（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有形美的在意，往往甚于对无形美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人软实力的象征，也是指向自我实现的人生。无形美的代表之一，就是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简称“语用能力”）。语言被称作“思想的外衣”，用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话说，“语言是人类交往过程中的纽带”。 一个语用能力不达标的人，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恐怕也很难“达标”。

现代社会，高学历的人在增加。在高学历光环的背后，语用达标的“毕业生”究竟有多少，有待统计部门提供相关数据。就我个人经验来说，这些年在帮研究生修改论文时，更多是做语言文字“美容师”的事务，改过一稿，每页密密麻麻的字词和文法修订。这样的文字校对并非个别现象，而具有普遍性。不少来自普通院校的本科毕业生语用能力堪忧，一些名校本科毕业生的语用能力也不乐观。导师的这种难言之隐表明，现在不少研究生在语言文字应用方面尚处于“肄业”状态。

寻思如何训练研究生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时，一则不十分起眼的消息，让人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教育部、国家语委日前发文，要求高校将学生具有“一种能力两种意识”（即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意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及标准并纳入毕业要求。

国家部委强调加强大学生的语用能力，想必是基于广泛的调查研究做出的决策。语言文字应用的造诣，原本属于个人自我完善的事务，本是一项对自己的义务，理应无需扬鞭自奋蹄。完善自我的语用能力，关键在于义务主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承担着这样的义务，是否意识到语用能力是个人的立身之本，是否意识到这种能力的欠缺，最终损害的是个人的利益。

古今中外，肯于主动完善个人语用能力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超前意识的人。马克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语言比作“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毛泽东更是公认的语言大师，他年轻时就立志改革教育，强调编撰“国语教科书”的重要性，并不断积累语言文字方面的资料，不断完善自己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无论是诗词、评论还是讲话稿，他的语言文字总是折射出思想的光芒。

针对大学在校生语用方面提出“一种能力两种意识”要求，旨在唤醒、推动年轻一代切实提高个人语用能力，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舆论对此普遍持肯定态度。有网友针对“目前大学生毕业实用技能差，让人很苦恼”的现状，认为应用文写作“大陆高校也应该有”。有网友认为，“一种能力两种意识”，“应该是入学要求，而不是毕业要求”。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小学语文的课堂上，老师不再局限于教学生识字，同时让孩子们感受到汉语言文字的艺术魅力。相信有了这样的“汉字之旅”，一个人在孩提时代就对汉字萌生兴趣，长大自然会尊重和善用语言文字。

毋庸讳言，针对教育部和语委的上述规定，社交媒体上部分网友怀有某种“路人心态”。这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路人心态”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语文无用论”。论者缺乏对语言文字与个人能力内在联系的正确认识，发出“不是专业汉语言文字有关的专业考文言文有什么用”的疑问。意识不到语言中蕴含着智慧，感受不到“要使人信服，一句言语常常比黄金更有效”（德谟克利特）的真谛，难免低估语用的重要性。

二是“能力对口论”。受“语文无用论”的影响，提升个人的语用能力就变成一种“包袱”。既然是包袱，自然能甩就甩。特别是有些理科背景的网友，觉得“文科社科还能理解，我一个农学生在实验室给我整一份语文有什么帮助吗”？在持这种态度的人看来，与其逼着我提高自己的语用能力，“还不如改成论文写作”的要求更合适。

三是“打折接受论”。既然语用能力没啥用、专业不对口更无用，于是出现了“提高可以，但需要讨价还价”的论调，比如认为“理工科就适度吧。”“具体落实就是论文要求多写两千字。”把一项本科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理解为可以“砍价”的买卖，实在让人无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需要借助语言文字来完成。一个人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有多大，决定了他的社会活动空间有多大。没有一流的语用能力，再深刻的思想和惊人的发现，都无法得到完美的传播。

对语用的“一种能力两种意识”的政策性要求，需要每个人正视自己这方面能力的缺陷，主动摒弃“路人心态”，拒当语用方面的“肄业生”，而不能“事虽关己”，依然“高高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