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高考苏轼传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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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里的文言文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道题,从此可以知文言文在咱中国的重要性。下面为大家分享一篇关于在2020年高考出现过的苏轼传文言文原文及翻译。这道题是摘自《宋史·苏轼传》里的前部分,在此小编为大家分享苏轼传全文和翻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020年高考:苏轼传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2020年高考:苏轼传文言文原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翻译: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去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到二十岁时,就博通经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未能说出,现在看到这部书,说到我心里了。”

以上是2020年高考苏轼传文言文的原题,摘自《宋史·苏轼传》里的前部分,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宋史·苏轼传》全文及翻译。

《宋史·苏轼传》原文与翻译

说明:以下黑色字为原文,红色字为翻译。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去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要害。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答应吗?”

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到二十岁时,就博通经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

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未能说出,现在看到这部书,说到我心里了。”

嘉祐二年,试礼部。嘉佑二年,参加礼部考试。

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当时文章破碎怪僻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文风,见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疑心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作,便放在第二;

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

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后来以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

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服母丧。嘉佑五年,调任福昌主簿。

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欧阳修因他才识兼优,举荐他进秘阁。

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

轼始具草,文义粲然。苏轼开始起草,文理清晰。

复对制策,入三等。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

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三等的,仅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任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关中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南山木筏,从渭河进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

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规定,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

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任知制诰。

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

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要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使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

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牵累。”

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英宗说:“姑且给他修起居注如何?”

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韩琦说:“起居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

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不如在馆合中较靠上的兼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

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

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直史馆之职。

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爱护人以德。”

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未下葬,嘱咐苏轼。

轼既除丧,即葬姑。苏轼已经服丧期满,就安葬姑母。

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推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还朝。熙宁二年,还朝。

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王安石执政,素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为判官告院。

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熙宁四年,王安石要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官员议论。

轼上议曰: 苏轼上议说: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求得人才之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于求其实际。

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

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

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

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暴君也无法废除,不再适用时,即使圣人也无法恢复。

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跟着更改,譬如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于奏效。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庆历年间开始设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

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

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

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

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

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

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比起来何时更精?

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何时更好?

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所得人才,和今天比何时更多?

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天下的事,和今天比何时更好?

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其争论就可解决。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现在所想改变的不过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请陛下留意于久远的、重大的事情,这些区区的方法又有何相干。

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

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就说没有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

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可加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

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於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此何用?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议论,意思就清楚了。”

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当天召见他,问:“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何在?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

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天赋文武,不愁不明察,不怕不勤劳,不怕不决断,但怕治理太急,听人的话太广,进用人太快。请求用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

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神宗震惊地说:“你三句话,我应仔细考虑。凡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之道,不要有所隐瞒。”

轼退,言于同列。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事。

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权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

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

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

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爱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

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用的钱财。

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请求追还成命。”皇帝下诏免去此举。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而已,正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财。

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失去了就会亡,这是必然的道理。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不满了。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

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裏面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派出官,是求利的工具。

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吏员都很惶惑。

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以皇帝的身份而谋求财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人讲。”

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弃去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

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弃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

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续,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缙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

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用这些手段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

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汴河的水很浑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

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

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陛下就相信这说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

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有关部门虽明了办法不合适,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

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如果不是明显地难於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

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官吏们苟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

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堤防一开,水流离开旧的河道,即使吃建议者的肉,对百姓有何补益!

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当地的人。

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於天下。

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的穷苦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

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和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麽又想取力役钱?

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万一后代不幸有搜括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青苗放钱,以前就禁止。

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

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虽说不许强迫借贷,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

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岂不可惜!

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

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虽后悔莫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

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

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孝昭既登帝位,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

不意今日此论复兴。想不到今天桑弘羊此论又兴起了。

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立法之初,所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徵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

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条牛换来五只羊。

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失去一条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

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有何区别?

臣窃以为过矣。我以为是错了。

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於见成功,却难於开始。”

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造作法,一定要实行。

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这是战国时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

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我之所以愿陛下维系人心,就在於此。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

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和贫穷。

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

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

爱惜风俗,如护元气。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

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

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

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仁宗执法极为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

考其成功,则曰未至。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

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

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

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

未享其利,浇风已成。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

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难道能得到吗?

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

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请陛下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

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

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就将其超升,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论是涉及什么官长。

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那宰相就得等候处理。

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

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而给予他们大权,难道是徒然的吗?

将以折奸臣之萌也。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

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奸臣,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

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小偷,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孙万代作提防呢?

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我听到长老的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

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公议所赞同的,御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

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

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法纪全被废除,(到那时)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

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用独断专行来处理事务,因此在考试进士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作为题目。

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失,穷加审查而一无所得,苏轼就请求到外地任职,做了杭州通判。

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高丽来进贡,使者向官吏分送见面的礼品,书函用甲子纪年。

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苏轼拒绝说:“高丽对本朝称臣,而不接受我们的年号,我怎敢接受!”

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使者换了写熙宁年号的书函,然后才接受。

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当时新的法令纷纷颁布,苏轼在这期间,常常设法使这些法令有利于百姓,百姓得以安宁。

徙知密州。改任密州知州。

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司农寺实行自报财产的手实法,不立即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

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诏令的罪责,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

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提举官吃惊地说:“你慢一点推行新法。”

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不久,朝廷知道这法令有害于百姓,撤销了它。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有强盗作案,安抚司派三班武官带领骄悍的兵卒来捕捉,兵卒凶暴横行,至于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进入人家争斗杀人,而后又畏罪逃散,将要作乱。

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百姓奔走告诉苏轼,苏轼把控诉书扔在地上不看,说:“一定不至于这样。”

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逃散的兵卒听说了这件事,稍为安心,苏轼慢慢地派人招引他们出来杀掉。

徙知徐州。调任徐州知州。

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水位上涨如不及时排泄,城墙将要被浸坏,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

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苏轼说:“富人出去了,百姓都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里,水一定不能冲塌城墙。”

驱使复入。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

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苏轼到武卫营去,对卒长说:“河水将要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姑且给我出力。”

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人,应当效命。”

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他就率领兵卒拿着畚箕铁锹出去,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

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雨日夜下个不停,城墙没有被淹没的仅有三版。

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苏轼住在堤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这座城。

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他又请求调发第二年的役人来增筑旧城,又用木头筑堤岸,以防水再来。

朝廷从之。 朝廷同意了他的做法。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调任湖州知州,上表谢恩。

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又因为有些事对百姓不利而不敢说,用诗来讽刺,以求有益于国家。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薛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他章表中的话,并且引申附会他所作的诗说是诽谤皇上,逮捕进御史台监狱,想处以死罪,罗织罪名很久不能判决。

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神宗独自怜惜他,把他作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与农夫老翁,一起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在东坡建造房屋,自称“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元丰三年,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常被当权的人阻止。

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叫苏轼来完成。”

珪有难色。王珪面有难色。

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神宗说:“苏轼不可以的话,姑且用曾巩。”

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扎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曾巩进呈《太祖总论》,神宗不满意,就手书圣旨叫苏轼移居汝州,曾说:“苏轼贬斥在外反省过错,过了几年认识更深,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摒弃。”

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苏轼未到汝州,上书自称饥寒,有田产在常州,愿意在那里居住。

朝奏入,夕报可。早上上奏,晚上就答复允准。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苏轼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

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要改变这些。

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现在对夏用兵,连年不停,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你没有一句话去补救吗?”

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王安石说:“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发动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么敢说?”

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苏轼说:“在朝廷就说话,在外地就不说,这是服事君王的礼节。

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皇上对待你不是通常的礼节,你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

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王安石厉声说:“我王安石要讲。”

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口,进了你苏子瞻的耳朵。”

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这样做,终可以算是好人。”

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们,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期,即使杀人也能做出来。”

安石笑而不言。王安石笑着不说话。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苏轼到常州,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授朝奉郎、登州知州,召他做礼部郎中。

轼旧善司马光、章敦。苏轼以前和司马光、章敦友善。

时光为门下侍郎,敦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敦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敦任枢密使,两个人意见不合,章敦常常用戏弄侮辱来为难司马光,司马光为此苦恼。

轼谓敦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苏轼对章敦说:“司马君实在当前名望很重。

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从前许靖因虚名而无实用,被蜀先主所鄙视,法正说:‘许靖的虚名,传播天下,如果不加礼遇,必然会被当作看轻贤人。’

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先主接纳了,于是让许靖做了司徒。

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许靖尚且不可慢待,何况司马君实呢?”

敦以为然,光赖以少安。章敦认为对,司马光靠这稍得安宁。

迁起居舍人。升为起居舍人。

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苏轼从忧患中被起用,不想骤然间登上要职,向宰相蔡确推辞。

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蔡确说:“你徘徊不进已经很久了,朝廷中没有比你更合适的。”

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苏轼说:“从前林希和我同在馆里,而且他年纪大。”

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蔡确说:“林希真应当比你先起用吗?”终于没有答应。

元佑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元佑元年,苏轼以七品官服入侍皇帝于延和殿,赐他银绯,升为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起初,祖宗的时候,差役法实行久了产生弊端,百姓中充任徭役的人不熟悉,又虐待他们,多数导致破产,人少的乡中,百姓甚至有一年到头不得休息的。

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王安石辅佐神宗,改成免役法,使各户按等地高下出钱雇人代役,执行法令的人往往索取过分,成为百姓的灾害。

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害处,不知道它的好处,想要恢复差役法,派官员设立机构,苏轼也在人选当中。

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其利弊。免役法的害处,是搜刮百姓的钱财,弄得十室九空,钱财聚敛到上面而下层百姓有钱荒的灾患。

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差役法的害处,是百姓经常为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于农业,而贪官污吏从中徇私舞弊。

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这两种害处,大致相等。”

光曰:“于君何如?”司马光说:“你说怎么办?”

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苏轼说:“法制沿袭,那么事情就容易成功,遇事循序渐进,那么百姓就不会惊恐。

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三代的法令,兵农合一,到秦代开始分为二,到唐代中叶,把所有的府兵变为长期征战的兵卒。

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从这时以来,百姓不懂军事,士兵不懂农事,农民拿出粮食丝帛来养活士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护农民,天下人以为好。

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即使圣人再来,也不能改变。

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现在的免役法,实在很像这事。

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你要马上取消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如取消长期征战的军队而恢复军民合一,大概不易办到。”

光不以为然。司马光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

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他的看法,司马光很生气。

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苏轼说:“过去韩魏公要给陕西义勇刺字,你做谏官,争执得很凶,韩魏公不高兴,你也不管。

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我从前听你说过详情,难道你今天做宰相,不许我畅所欲言吗?”

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司马光笑了笑。不久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元佑二年,兼侍读。

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每次在皇帝面前诵读到治乱兴衰、奸邪正直及朝政得失的时候,未曾不反复开导,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

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哲宗虽然恭敬沉默不说话,常常很赞成。

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曾经读到祖宗的《宝训》,因而讲到时事,苏轼一一地诉说:“现在赏赐处罚不分明,善没有勉励恶没有禁止;又黄河正向北流,而硬要它向东流;西夏攻入镇戎军,杀掠几万人,统帅不奏报。

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每每出现这类事情,恐怕渐渐会成为衰亡和动乱的开端。”

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苏轼曾经在宫中锁门执宿,被召进便殿面见太后和皇帝,宣仁后问道:“你前年做什么官?”

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苏轼说:“臣是常州团练副使。”

曰:“今为何官?”又问:“现在做什么官?”

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回答说:“臣现在任翰林学士。”

曰:“何以遽至此?”又问:“凭什么能骤然升到这个官位?”

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回答说:“碰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

曰:“非也。”太后说:“不是。”

曰:“岂大臣论荐乎?”苏轼说:“难道是大臣论奏保荐吗?”

曰:“亦非也。”说:“也不是。”

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品行,不敢从其他途径上进。”

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叹赏说‘奇才,奇才’,只不过没来得及进用你罢了。”

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苏轼不觉哭出声来,宣仁后和哲宗也哭了,左右的人都感动流泪。

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一会儿又命苏轼坐下并赐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莲烛举烛送苏轼回翰林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元佑三年,权知礼部贡举。

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正逢大雪严寒,士子们坐在庭院中,颤抖地不能说话。

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苏轼放宽他们的禁约,使他们能尽量发挥。

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巡视考场的宦官常侮辱应试士人,而且抓住意义暧昧的个别辞语,诬陷为罪状,苏轼把这些宦官都奏请驱逐。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元佑四年,因积累了一些议论政事的话,被当权的人所恨。

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怕不被他们所容忍,请求调到外地,任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

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尚未动身,谏官说前任宰相蔡确任安州知州,作诗借郝处俊的事讥讽太皇太后。

大臣议迁之岭南。大臣们建议把他流放岭南。

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苏轼上密奏说:“朝廷如果处分蔡确轻了,那对皇帝以孝治天下就不足;如果治罪重了,那对太皇太后的仁政又有所欠缺。认为应由皇帝下敕书立案逮捕治罪,太皇太后就下手诏宽赦他,那就仁和孝两方面都得当了。”

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宣仁后心里认为苏轼的话好而不能实行。

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苏轼出行外任时,朝廷使用过去执政大臣的旧例,派宦官赏赐他龙茶、银盒,慰劳很优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苏轼到杭州后,遇上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

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苏轼向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米来救济饥饿的人。

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的人很多。

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疫病死的人比别处常要多些。”

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于是收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拿出自己囊中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渐渐积贮钱粮来防备疫病。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杭州原来近海,当地泉水咸苦,居民稀少。

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了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

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白居易又疏通西湖水流入运河,从运河流入田亩,灌溉田地达一千顷,百姓因此殷实富裕。

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每年都疏浚治理,宋朝立国后,停止了,茭白根积为田,剩下水面没有多少了。

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运河的便利丧失了,靠江中的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驶,潮水又多淤泥,三年淘挖一次,成为百姓的大灾难,六口井也几乎荒废了。

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苏轼看到茅山一条河专门接受江中潮水,盐桥一条河专门接受湖水,就疏通二河来通航运。

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又造了坝堰闸门,用来作为积蓄和排泄湖水的枢纽,江中的潮水不再流入城市。

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用剩下的物力人力修复了六口井,又把茭白根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通行。

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吴地人种菱,到春天常加拔除,不留寸草。

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苏轼还募人在湖中种菱,使茭白根不再生长。

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收取的钱准备用来修湖时使用,取来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缗、粮一万石,和请求得到的剃度僧人文牒一百份来招募工役。

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堤筑成后,又种了木芙蓉、杨柳在堤上,看上去就像图画一样,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杭州僧人净源,以往住在海边,和外国商客来往,海船到高丽,人们都称赞他。

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来朝贡,顺便去拜访净源。

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到了这里,净源已经死了,他的徒弟私自拿他的画像,附在海船中去告诉高丽人。

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义天也派他的人来祭奠净源,因此叫他们带着他们国母的两座金塔,说是祝太皇太后和皇帝长寿。

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苏轼不接受,上奏这事说:“高丽长久不来进贡,失去赏赐厚利,意图入朝朝贡,猜不出我们待他们的厚薄,所以借祭死去的僧人而行祝寿之礼。

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如果受了而不答复,将会产生怨恨;受了而厚加赏赐,正中了他们的计谋。

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现在应不加过问,让州郡官自己以理由推辞他们。

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那些庸俗僧侣狡猾商人,给国家滋生事端,其势不可助长,应当痛加惩罚。”

朝廷皆从之。朝廷都听从了他。

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不久,进贡的使者果然来了,按旧例凡使者所到吴越七个州,费用钱要二万四千余缗。

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苏轼就下令各州酌量减省,百姓获得贸易的好处,不再有骚扰的害处了。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钱塘江的潮水从海门由东而来,有雷霆万钧之势,而浮山峙立江中,和渔浦各山犬牙交错,潮流旋转回流激荡喷射,每年冲毁公私船只数不胜数。

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苏轼建议从钱塘江上流有个叫石门的地方,沿着山向东,开凿运河,引钱塘江水和各山谷的水二十多里进入江中。

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又沿着山修筑堤岸,不足十里就到达龙山大慈浦,从浦以北曲折抵达小山岭,开凿山岭六十五丈以达领东的古河道,疏通古河道几里到达龙山的运河,来避开浮山的险处,人们认为很好。

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计划上奏,有恨苏轼的人,竭力阻挠,事情因此未能成功。

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苏轼又说:“三吴的水,汇聚为太湖,太湖的水,流入松江入海。

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大海每天涨潮两次,海潮浊而松江水清,潮水常常要淤塞江流,而江中水流很清,经常随时把沙土冲去,所以海口常通,吴地很少闹水灾。

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从前苏州以东,公私船只都撑着篙行驶,没有用人在陆地上拉纤的。

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阨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迅江势”。从庆历以来,在松江上大筑拉纤的道路,建筑长桥阻塞江水流通,所以现在三吴多有水灾,想在供拉纤用的路上凿孔、造孔桥,以加速江水的流量。”

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也没能实行,人们都引为恨事。

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苏轼二十年中两次到杭州,对百姓有功德,家家有他画像,人们饮食时一定向他祝福。

又作生祠以报。 又造了生祠来报答他。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元佑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到任。

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因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因此改任翰林承旨。

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苏辙辞去右丞,想和哥哥一同任侍从官,朝廷不许。

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苏轼在翰林院几个月,又因有谗言请求外调,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朝任颍州知州。

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在此以前,开封所属各县多有水灾,官吏不研究事情的本末,决开那里的陂池湖沼,使之流入惠民河,河不能容纳,以致陈州也多水灾。

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又要凿通邓艾沟和颖河并流,并且凿开黄堆想让水流入淮河。

轼始至颖,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苏轼刚到颍州,派差吏用水平尺度量地形,发现淮河的涨水高出新沟近一丈,如果凿开黄堆,淮河水反而会流向颍州地区成为灾害。

轼言于朝,从之。苏轼向朝廷上言,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州中有多年的盗匪尹遇等人,多次劫掠杀人,又杀死捕盗官兵。

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朝廷因指名缉捕不到,被害的人家又怕他们害人,隐瞒了不敢说。

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苏轼召来汝阴尉李直方说:“你能捉到这个人,应当尽力对朝廷说,请求从优行赏;捉不到,也以不称职奏请免去你。”

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李直方有个母亲且年老,他和母亲诀别然后出发。

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最终探知盗匪的地点,分头捕捉他的同党,亲手用戟刺尹遇,捉住了他。

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朝廷认为李直方官小不合条件,行赏未到李直方。

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苏轼请求把自己的年资劳绩,应改为朝散郎官阶,移作李直方的赏赐,朝廷不许。

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那以后吏部因为苏轼应当升迁,以符合他的考核,苏轼说已经答应给了李直方,朝廷又不答复。

七年,徙扬州。元佑七年,移扬州。

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以前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法,允许驾船的人私自载运货物,征收商税不许刁难。

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所以驾船的人就富裕了,把官船当作自己的家,修治船只,还救济船夫们的困乏,所以所载货物都很快到达而且没有事故。

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近年一切私载都被禁止,所以船只破旧人员贫困,多数人偷盗所运货物来救饥寒,公家私人都受害。

轼请复旧,从之。苏轼请求恢复旧制,朝廷允准。

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不满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这一年,哲宗亲自到南郊祭天,苏轼充当卤簿使,引导御驾进入太庙。

有赭伞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有红色伞盖的牛车和青色伞盖的牛车十几辆争路,不回避仪仗队。

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苏轼叫御营巡检使去探问,是皇后和大长公主。

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充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职务应当整肃政纪,不可以不奏闻此事。”

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李之纯不敢说,苏轼在车中上奏了这件事。

哲宗遣使继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哲宗派人拿着奏疏赶去告诉太皇太后,第二天,诏令整肃仪仗卫队,从皇后而下都不许迎接谒见。

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不久升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任礼部尚书。

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高丽派使者求要书籍,朝廷根据旧例都予允准。

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苏轼说:“汉朝东平王请求诸子书和《太史公书》,尚且不肯给。现在高丽所要求的还不止这些,这能给吗?”朝廷没有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八年,宣仁后去世,哲宗亲自摄政。

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苏轼请求补任外地官职,以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出朝任定州知州。

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当时国家政策将要改变,苏轼不能入见皇帝辞别。

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既出发,上书说:“天下的太平和衰乱,出于下面情况的是否能上达。

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最太平的时候,小百姓都能自己表达意见;到大乱时,即使皇帝身边的侍臣也不能自己意见。

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陛下登位九年,除了执政大臣、御史谏官外,从不和群臣接触。

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现在亲政开始,应当把通晓下情、除去壅塞蒙蔽当作紧急要务。

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臣每天侍从于朝廷,正要到边地戍守,却不能见一面就走,何况疏远小臣想自求表达意见,就难了。

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但臣不敢因不能面见的缘故,不尽愚忠。

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古代的圣人有所作为,一定先在暗处观察明处,处于静态观察动态,那么万物的情况,就全部呈现在面前了。

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陛下圣明智慧过人,年纪正盛。

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臣希望陛下虚心地推求事理,一切尚未有所作为时,静观事情地利弊,和群臣的邪正。

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用三年作为期限,等待得出事物的实际情形,然后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形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让既有行动之后,天下没有怨恨,陛下也没有悔恨。

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由此看来,陛下的有所作为,只怕太早,不怕稍迟,也很明白了。

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臣怕急进好利的人,随意劝陛下就轻易有所改变,所以呈进此说,敢求陛下对此留神,这是宗庙社稷的福份,天下的大幸呀。”

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定州军政废弛,各卫戍士兵骄横懒惰缺乏训练,军官们克扣他们的军饷和赏赐,以前的太守不敢查问。

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苏轼把贪污的人发配到远恶之地,缮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军中衣食稍见充足,于是约束军队训练作战方法,众人都畏惧服从。

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但各军校紧张不安,有个军中小吏来告发长官贪赃,苏轼说:“这事由我来处理是可以的,听你告发,军中就要乱了。”

立决配之,众乃定。立即把他发配远处,众人由此安定。

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正逢春季大阅兵,将吏们长期失去了上下级的规定,苏轼命令恢复旧有的规定,主帅穿便衣走出帐中,将吏们穿军衣奉行差事。

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感到羞耻,称病不到。

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苏轼叫来书吏写奏章,王光祖害怕而出来,直到阅兵完毕,没有一人怠慢。

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定州人说:“自从韩琦走后,好久不见这礼制了。”

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宋朝和契丹和平已久,边界士兵不可使用,只有沿边的弓箭手和敌人靠近,用射箭自卫,还号称精锐。

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已故宰相庞籍镇守边界,根据当地风俗立法。

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年久后法制废弛,又被保甲法所扰乱。

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苏轼奏请免去保甲及两税折合摊派的办法,朝廷不予答复。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绍圣初年,御史论奏苏轼掌管起草内外诏令的时候,所作的文辞命令,认为是讥讽斥责先朝。

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因此按本官任英州知州,不久降一官级,还未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

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住了三年,他淡然处之毫不计较,对人不论贤才或是平民,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

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又被贬为琼州别驾,住在昌化。

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昌化,是以前的儋耳,不是人所能住的,药品都没有。

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苏轼起初租官房居住,有关官员还认为不可以,苏轼就买地筑屋,儋耳人就搬运砖土来帮助他。

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他独自和小儿子苏过一起住,用写书来自娱自乐,时常和当地父老一起游玩,好像要在这里终老。

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徒永州。徽宗即位,移居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又移至永州。

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又经过三次大赦,就提举玉局观,恢复朝奉郎。

轼自元佑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苏轼从元佑以来,从未因每年考绩要求升迁,所以官职仅止于此。

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建中靖国元年,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苏轼和弟弟苏辙,学他们的父亲苏洵写文章,从来得之于天资。

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曾经自称:“写文章如同行云流水,本来就没有一定的格式,仅是常要在该说的地方就说,该停的地方就停。”

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话,都可以写成文章。

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他的文体博大丰富光辉灿烂,称雄百代,自有文章以来,也属少见。

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易传》未完成,叫苏轼完成他的遗愿。

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苏轼写成了《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后来住在海南,写了《尚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

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当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还不被世人所知,苏轼都如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从来不曾以老师的地位自居。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自从应考直到出入侍从皇帝,必定以忠于君主作为根本,忠心的规劝卓识的议论,正直而有大节,群臣没有超出他的。

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但被小人所忌恨排挤,不让他安心处于朝廷之中。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高宗即位,追赠资政殿学士,用他的孙子苏符任礼部尚书。

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又把他的文章放在身边,读起来整天忘了疲倦,说是文章的最高境界,亲自写了集赞,赏赐给他曾孙峤。

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追崇苏轼又赠太师,谥号文忠。

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

迈,驾部员外郎。苏迈,任驾部员外郎。

迨,承务郎。 苏迨,任承务郎。

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论说:苏轼在儿童时代,士人中有流传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到蜀地的,苏轼历举诗中所说韩琦、富弼、杜衍、范仲淹等贤人去问他的老师。

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老师觉得奇怪而对他解释,他就说:“正想认识这几个人。”

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这是因为他已有和当代贤人相并列的意思。

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二十岁左右,苏轼父子兄弟到了京城,一天而声名显赫,震动四方。

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不久登上进士高等,通过殿试,入朝掌管书函诏令,出任州县官员。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他的才能器识弘大,议论卓识杰出,文章雄浑俊爽,政事精明能干,四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主,而以过人的气势为辅。

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所以他所想到的,言语足以表达他的智谋,行为足以使他有所作为。

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至于灾祸到来时,他的节义足以坚守他的品德,这都是志和气的作用。

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仁宗刚读到苏轼、苏辙的制策,退朝后高兴地说:“朕今天给子孙寻到两个宰相了。”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神宗尤其喜爱他的文章,在宫中阅读,御膳送来竟忘了吃,称他为天下奇才。

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两个皇帝都能够了解苏轼,而苏轼终究不能被重用。

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欧阳修先赏识他,他的名气就和欧阳修相等,岂不是苏轼的天才是不可被掩盖的,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做不做宰相那是命。

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唉!苏轼不能做宰相,又难道不是他的幸运吗?

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有人说:“苏轼稍有隐晦,虽然不被重用,也应免去了灾祸。”

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虽然如此,假使苏轼以此而改变他的所作所为,还能成为苏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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